据路透社健康信息报道,来自加拿大的研究人员观察到,单纯的导管原位癌(DCIS)行乳房肿瘤切除术后不做放疗,在局部复发的病例中没有获得提高乳腺保存的机会。与之相反,Eileen Rakovitch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回顾性研究中发现,在乳房肿瘤切除术后,大多数局部复发都是通过挽救性乳房切除术来治疗的。 “众所周知,为DCIS进行保乳手术(BCS)后,增加放疗可以降低个体患局部复发的风险。”来自多伦多大学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和桑尼布鲁克健康科学中心的Rakovitch医生指出。她解释说,赞成省略放疗的一种说法是说那些继续发展的乳腺癌复发病灶,能够采用进一步保存乳腺的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会最大程度减少接受放疗的病人数量,达到保存双侧乳腺的高比例。 “双侧乳腺保存是患有DCIS女性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然而,关于局部复发的管理数据却很少,特别是那些相对于乳房切除术,实际上接受了乳房保留手术而经历局部复发的患者更是如此,与省略放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双侧乳房长期保存率更高。”Rakovitch医生补充说。 为了进行调查,研究人员分析了安大略省3303名患有DCIS的女性,关于局部复发的治疗和乳腺的长期保存率。有一半的人单独进行了保乳术(BCS);一半的人接受了保乳术加辅助性放疗(RT)。 根据2017年8月3日的《乳腺》在线报告,仅用BCS治疗的女性比接受BCS加RT治疗的女性更有可能出现局部复发(20.8%对比15.5%;P < 0.001)。乳房切除术用于治疗57.4%单独BCS后局部复发的患者,和67.6%接受BCS加RT后局部复发的患者,相比那些单独BCS治疗的患者,接受前期BCS加上RT的患者有较高的双侧乳房10保存率(87.3%对比82.7%;P = 0.0096)。 “我们发现,人们普遍相信,大多数出现局部复发的患者都应该接受挽救性乳房切除术,不管她们最初是否接受过放疗。单纯DCIS保乳术后省略放射治疗,并没有带来更大的长期保存乳腺的机会。”Rakovitch医生说,“事实上,我们发现接受放射治疗的女性,尽管有较高的风险因素,但在治疗方面的复发风险较低,而且与单独BCS治疗的女性相比,10年内有更大的可能性维持双侧乳房保存。” “我们的发现提示,”Rakovitch医生说,“病人的选择偏好在局部复发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乳房保存更大可能性的争论,不应该成为决定保乳术后省略放疗的一部分理由。”张医生评论:乳腺导管原位癌(DCIS)的治疗原则和特点在中国和欧美有些不同,欧美的女性确诊为DCIS后,出于乳腺外观的需求,更倾向于选择保乳术。而保乳术后是否辅助放疗一直存有争议,虽然已经有多项研究证据提示保乳术加术后放疗的局部复发率比单纯保乳术低,有统计学意义,但是很多患者对术后放疗依然有顾虑而不愿选择。那临床医师有没有可以预估保乳术后复发风险的指标呢?目前只有美国提出的VNPI指数可以借鉴,但是这个依据肿瘤大小、年龄、手术切缘和肿瘤细胞核分级制定的指数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缺乏前瞻性研究的证据,VNPI低危组是否可以省略放疗存在争议。这篇报道里的回顾性研究就是针对双侧乳房长期保存率的关注点,来探讨辅助放疗的意义,建议不要省略辅助放疗。目前中国的DCIS女性患者选择保乳术的比例在逐年增加,但相比于欧美仍然很低,选择全乳切除术的比例较高,即便选择保乳术的患者,基本都要做术后辅助放疗。所以中国的DCIS患者的治疗后局部复发率低于10%,这得益于国人对肿瘤复发危害的高度重视。当然,希望未来能找到适用临床选择的复发风险预估指标,进一步准确选择省略术后放疗的患者群,满足患者的生活质量需求。
人们在死于肉体死亡之前,就描述了他们死于社会的死亡。——大卫·克鲁博士超过半数的晚期癌症患者呼吸困难,而这种慢性呼吸困难可能会使他们变得非常虚弱和难以管理,这是由于缺乏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或一种标准的治疗方法。呼吸困难在50%至60%的晚期癌症患者中普遍存在,在肺癌患者中占到74%。在生命的最后6个星期里,患病率会增加,并且会引起严重的心理和精神上的痛苦。许多患者报告窒息或“空气饥饿”,而另一些患者则描述窒息的感觉,或胸闷使呼吸变得困难和疲惫。慢性难治性呼吸困难会导致难以抵制的无助、焦虑和抑郁的感觉,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社会的孤立也会带来同样的创伤。大卫·克鲁博士是澳大利亚南部阿德莱德弗德斯大学的教授,他在一次采访中评论道:“人们在死于肉体死亡之前,就会描述他们死于社会的死亡。”即使在一般人群中,呼吸困难也可能比之前想象的更为普遍。在澳大利亚,独立于卫生服务的人口研究显示,每100人中就有1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严重的慢性呼吸困难,而在300人中有1人的呼吸困难程度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无法离开家门。主要的病因与肺病有关,尤其是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其次是心脏衰竭、癌症、神经肌肉疾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晚期癌症患者的症状逐渐恶化,他们的运动耐力在下降,他们的朋友也不再来了,因为呼吸困难是很难观察到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福克斯蔡斯癌症中心的疼痛和姑息治疗项目的负责人Marcin Chwistek博士说:“目前,最佳治疗涉及的药物多年来没有改变,包括使用阿片类药物和偶尔的氧气和抗焦虑药物。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发现治疗呼吸困难癌症患者的更有效治疗方案。因此,对于所有临床医生来说,先对癌症患者进行常规的筛查和评估,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而来自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副教授Jennifer S.Temel博士说,由于缺乏治疗癌症患者呼吸系统症状的标准,这可能导致了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议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来自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姑息治疗、康复和综合医学部医学博士戴维德·许说,缺乏对呼吸困难使用已证实结果的常规检查,导致了“对呼吸困难的检测、诊断和治疗不足”。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太少,也导致了几乎没有证据支持的干预。2017年,许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报告了两项针对不同类型药物治疗癌症患者呼吸困难的试验研究。其中一个是针对地塞米松的双盲随机试验,这表明皮质类固醇可能与快速改善呼吸困难有关,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第二项研究是对预防性的芬太尼颊片进行的一项实验性研究,用于间歇性的运动呼吸困难。他们说,这种药物与运动性呼吸困难的减少有关,并且得到了很好的耐受性。需要获得进行更大的试验的支持,以确认快速发作的阿片类药物的治疗潜力。呼吸困难是一种复杂的症状,需要一个团队来正确地管理它。——阿瑞夫·卡马尔博士“呼吸困难是一种复杂的症状,需要一个团队来正确地管理它,”来自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的医学副教授阿瑞夫·卡马尔博士说。2014年的一份英国研究报告显示,对于患有晚期疾病和难治性呼吸困难的患者,综合姑息治疗和呼吸护理服务对COPD患者和间质性肺疾病患者有潜在的生存益处。尽管在这项研究中,对于癌症患者的生存差异并不显著,但它仍然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扩大团队的巨大价值可以解决呼吸困难。奥地利大学医院的姑息治疗项目的主任GudrunKreye博士强调,在治疗患有难以控制的呼吸困难的病人时,每一秒都有重要的作用。姑息治疗患者的呼吸困难是绝对的紧急情况。每隔一秒,患者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她指出,虽然可能需要进行急性治疗,但在所有的尝试都是为了“移除可移动的”之后,就应该一直这样做。这包括例如胸腔积液穿刺,肺炎的抗感染治疗,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标准治疗。Kreye博士说:“如果对病因的主要治疗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许多研究中,阿片类药物作为治疗晚期癌症和难治性呼吸困难患者的首选药物,显示都是安全有效的,因此被强烈推荐。”2017年早些时候,Kreye博士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项关于治疗呼吸困难的药物的9个临床试验的分析(包括阿片类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和类固醇),他们得出结论说,阿片类药物是治疗晚期癌症患者的难治性呼吸困难的可选药物。他们的结论是:“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氧气都没有明显的益处,此外,还没有足够的文献可以得出关于治疗晚期癌症患者持续呼吸困难的类固醇治疗效果的结论。”大卫·克鲁博士说,高水平的证据表明,对呼吸困难系统进行系统的治疗可以显著减少症状负担。“最重要的是,定期口服低剂量持续释放吗啡是安全有效的,可以有效缓解呼吸困难。”克鲁博士引用了他的小组第三阶段的结果,即在282个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和严重的慢性呼吸困难的患者中使用单纯阿片类药物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去年发表在《欧洲呼吸》杂志上。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每天的缓释吗啡是安全的,并改善了症状。虽然在使用吗啡治疗的患者中,嗜睡和便秘更为频繁,但并没有出现呼吸性抑郁症的治疗诱发事件。克鲁博士的小组也在研究其他的药物,正在进行一项3期随机试验,研究舍曲林(左洛复,辉瑞)的临床效果和成本效益,以缓解慢性呼吸困难。舍曲林是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被作为抗抑郁剂销售。在英国,米氮平(瑞美隆,默克)治疗呼吸困难的研究正在进行,这种药物也是一种抗抑郁剂,但同时作用于去甲肾上腺素受体和血清素受体。克鲁博士指出,苯二氮卓类药物和其他的其他特性一样,被广泛用于呼吸困难,但它们的效力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确定。他还提到了最近对抗焦虑药物丁螺环酮(布斯帕,百时美施贵宝)的不利研究,去年发表在《癌症支持治疗》上的那篇报道,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单臂随机对照试验,在接受化疗的432名有癌症和呼吸困难患者中应用丁螺环酮。他说:“很明显,在长期的环境中,焦虑不太可能是呼吸困难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临床医生需要将他们的临床评估建立在病人的呼吸困难的主观感受上,他强调说,呼吸功能障碍的生理指标和病人的主观感知之间往往存在着不良的相关性。他补充说,大多数患肺癌的病人在被诊断出肺癌之前,都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的问题。临床医生不应指望通过询问病人是否感到呼吸困难来诊断慢性呼吸困难。“他们会缩小自己的世界,以避免呼吸困难。”他说,许多病人通过减少活动来适应多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大约24%的患者在生命结束时感到呼吸困难,但没有出现心血管疾病的症状,而在恶病质患者中,呼吸肌无力可能是呼吸困难的原因。克鲁博士说,尽管有系统和彻底的检查,但也有一组病人没有任何潜在的呼吸困难的原因。处理呼吸困难的三阶梯计划。——加拿大胸科学会加拿大胸科学会制定了一项指导方针,列出了在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中处理呼吸困难的三阶梯计划。克鲁博士建议,这是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三阶梯止痛治疗方法的修改,对治疗癌症患者的呼吸困难有帮助。首先,治疗任何可能导致呼吸困难的潜在病症是必要的,许多研究表明,即使患者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其次,应考虑具有强证据基础的非药物干预措施。这包括对那些患者进行保健操训练,使用走步机,以及其他的选择(如医疗空气、风扇、优化呼吸的技术)。认知行为疗法(CBT)可能是有帮助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之一。Temel博士2014年报告了一项由20名接受门诊化疗的晚期肺癌患者进行的非随机试验研究,其中,患者在就诊时接受了两项简单的、由护士提供的CBT干预治疗。这种干预减少了呼吸困难的症状,改善了生活质量和情绪的得分。此外,报告抑郁症状的患者比例从50%下降到12%。基于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Temel博士团队目前正在进行一项随机试验,对患有晚期肺癌的病人进行护理干预,而不是通常的治疗。第三步是在其他措施失败后达到的第三步,即使用阿片类物质。在每24小时服用10毫克至30毫克的口服缓释吗啡,以减轻呼吸困难。大约有2/3的患者会关注到最初每天10毫克的剂量的改善,而较少数量的人则需要20甚至30毫克。病人应在使用普通吗啡同时,使用常规的泻药,预防恶心和呕吐的药物也可以在头几天里开。对于那些已经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在患者报告出现呼吸困难之前,可以增加25%到50%的剂量。如果症状持续存在,一种苯二氮卓类药物,比如劳拉西泮(罗拉,惠氏公司),每3个小时就可以添加半片或一片药片。克鲁博士说,在罕见的情况下,呼吸困难可能足以保证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和几天的生命中使用更大剂量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和其他的镇静剂。“他们的抗焦虑和抗焦虑作用对一些患者来说可能是有益的。”Kreye博士也指出,在“罕见的情况下,在大多数生命终末期,我们使用注射器来注射阿片类物质,改善严重的难治性呼吸困难。”然而,专家们承认,在姑息治疗的背景下,临床医生可能对使用阿片类物质来治疗难治性呼吸困难的问题犹豫不决。这样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对卫生技术人员的关注,而不是他们的病人。“与在急诊部或术后的阿片类耐受患者中直接静脉注射阿片类药物对比,常规低剂量的阿片类药物与呼吸衰竭、缓和或因呼吸衰竭而引起的住院治疗无关。”克鲁博士指出。最近,一项对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的大数据队列研究表明,每天服用30毫克吗啡的患者没有增加住院或死亡风险。定性研究还表明,患者和他们的护理人员并不担心使用低剂量吗啡,因为是他们信任的临床医生推荐使用低剂量吗啡。然而,卡马尔博士说,监管机构、立法者、公共卫生官员和执法部门对临床医生的阿片类处方行为的关注是一个最重要的挑战。目前还不清楚,在疼痛迹象之外,临床医生给癌症患者开出的阿片类药物是如何治疗的。如果处方可以被填满,临床医生是否会放开他们自己,直到医疗委员会、监管机构或诉讼人采取行动。“在临终关怀医院之外,人们担心的是,临床医生不会遵守这种药理学金标准,这将会使钟摆摆得太远。”卡迈勒博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一位同事拒绝给病人服用阿片类药物时,他担心病人会死于呼吸性抑郁症,而病人却死于窒息,”Kreye博士说,她强调:“对于难治性呼吸困难的阿片类物质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解读:晚期癌症患者有很高的比例出现慢性呼吸困难,第一大癌种肺癌患者发生比例高达80%,国内外均是如此。关于晚期癌症慢性呼吸困难诊疗的临床指南,目前能看到的是2015年欧洲ESMO临床实践指南和2016年日本姑息医学学会(JSPM)发布的相关共识指南,都只是很短的篇幅。笔者之所以翻译此篇报道以飨读者,就因为临床如此常见的晚期症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相关的研究亟待加强。文章汇总了全球众多知名医院的相关姑息治疗专家的建议,在慢性呼吸困难症状的筛查评估方法统一化、阿片类和类固醇等药物的实验研究、抗焦虑抗抑郁药物的临床试验、三阶梯处理计划的设计和阿片类药物使用培训等等方面,都加以深刻探讨。其中最令人心痛的是此类患者面临的社会孤独无助感,正如大卫·克鲁博士所言,那种精神的“死亡”远远早于肉体的死亡,而这正是患者家人和临床医生最容易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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