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双相障碍等患者的病耻感不消除，怎么谈和谐？

昨天是第28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为了响应这个日子，我国各地、各级的卫生部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媒体大力宣传。其中，上海媒体报道的一组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

今年，上海组织了继2011、2013和2016年之后的第四次公众精神卫生知晓度调查。调查对象覆盖全市16个区、19个监测点的1900多名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涉及的内容包括精神卫生知识、对精神疾病的识别能力、病因认识、求助方式以及对疾病的态度和偏见。

监测结果显示，市民精神卫生基本知识稳步增加，从2011年的71.0%逐步提高到今年的76.7%，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也在今年开始有了变化，持负面态度的比例首次从40%以上（42%-43%）降到了39%。

这无疑是一则正面报道，体现了上海市民的精神卫生知识普及度越来越高，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歧视和偏见越来越少。

但我高兴不起来。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文明最开放的城市，市民对精神心理疾病的歧视比例近40%，那在其它地区的群众呢？尤其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广的中西部地区呢？

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但我相信这个比例会高得多。与歧视相随相生的是病耻感。社会上的歧视越多，患者及家属群体的病耻感就越严重。

01、病耻感令大量患者回避治疗

今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成果高峰论坛”发布了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研究发现，受访样本中31%的社区居民对精神障碍有病耻感，社区居民认为38%的精神障碍可不治自愈。

去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一篇相关报道揭露了更加严峻的临床现况，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一名主任告诉记者，由于缺乏心理知识而产生的病耻感深深地困扰着精神疾病患者。很多人明明出现了精神障碍的症状，却拒绝接受现实，宁可忍受痛苦，也不愿积极治疗。

他说，以他从业经验来看，大约只有4成左右的焦虑抑郁患者选择去精神专科医院就诊，而更多的患者则回避规范治疗。

今年，我国卫健委确定的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我行动”；可是，尚有这么严重的、普遍的病耻感，还怎么实现“社会和谐”？

目前，我主要从事青少年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等精神心理障碍的临床诊疗，这部分患者、家属群体的病耻感更加凸显。

很多家长带孩子去看病，小心谨慎，甚至舍近求远，生怕遇到熟人，遇到了也装不认识。

有一位父亲告诉我，他带着孩子去看病，好几次都看到孩子同学的家长也带着娃儿看病，双方打了个照面。

他一方面担心孩子的病被同学知道了，被人歧视；又担心对方家长也有这样的心理，那就更不好戳破了。所以每次碰见了，双方都假装不认识，两个孩子也心照不宣地沉默。

还有不少家长挂号时想尽办法用化名，或者使用自己的名字，就是为了不让孩子留下“案底”，保护孩子的“声誉”。

如果病耻感带来的只是这些不方便，那倒还好。可是，病耻感会让患者、家属羞于接受正规治疗。很多精神心理疾病在发病初期并不严重，却因为延误治疗而加重！

而且，病耻感和歧视的背后其实折射了患者、家属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精神心理疾病的误解。尤其是对于双相情感障碍和抑郁症，很多精神科医生仍存在错误、落后的认知，导致媒体、大众也“以讹传讹”，加深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悲观和恐惧，这十分不利于康复。

02、纠正关于病因和诊断的错误认知

对于双相障碍，传统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巨著和指南有大段关于遗传因素的阐述，“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度高达80%”这一说法仍被很多医生引用。

其实，这个数据早已缺乏科学依据。现代遗传学认为，双相障碍更可能受到表观遗传学的影响，也就是后天的环境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可是，大部分精神科医生仍深受陈旧观念和知识的影响，总倾向认为病因与遗传有很大关联，并有意无意地向患者、家属、媒体和大众传递这个信息。

这导致社会大众会误以为，这是基因的问题、家族的问题，对于患者和家属很容易产生歧视，那就是“你们家血统有问题，生出来的孩子都是精神病”。

这是一个由错误认知带来的巨大歧视，也是很多双相障碍患者和家属心里的一根刺，产生极大的病耻感。

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抑郁症的根源是叠加性心理创伤，而双相情感障碍的根源是以叠加性心理创伤为主，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为辅。这两个根源都属于病理性记忆。关于这一点，我已经通过以往的案例和文章进行过多次阐述。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叠加性创伤通常来源于外界，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也一般源于养育者的无知如过度夸奖。所以，患者其实受害者，应得到理解和关注。

当然，以上我们机构对双相障碍和抑郁症致病原因的发现和总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科研论证。但这是个很重要的方向。如果能加以证实，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能大大减少社会的歧视，降低甚至消除患者、家属群体的病耻感。

还有诊断扩大化的问题。

传统的精神病学虽然已逐步向精神医学发展，但仍停留在症状学诊断，只根据症状下诊断，相对忽视背后的心理社会因素。

这就容易导致过度诊断的问题。很多精神科医生发现患者曾有易怒、暴躁、砸人毁物等行为时，便倾向于认为是易激惹，是躁狂/轻躁狂发作，进而诊断为双相障碍。

而且，美国2013年出台的DSM-5明显对双相障碍的诊断范围进一步扩大，很多以往不可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都可被纳入“双相谱系障碍”。很多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过于轻易地将患者贴上了双相障碍的标签，尤其是该疾病属于重性精神病时，这显然是不妥的。很多家长和孩子面对“重性精神病”这顶帽子，无法不感到羞耻、自卑。

再加上，我国规定，为了加强对重性精神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相关卫生部门应为患者建档，提供随访等。因此，很多双相障碍患者确诊后，也被上报到政府部门的相关系统。

此举的本意是好的，但无形之中会带给患者被监视、被歧视的感觉，加重了病耻感。

所以，我们国家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不要一概全盘接受，忽视了从国情出发，真正的临床实践创新。应根据临床实际，加强临床实践研究，尤其是对心理社会因素和高效心理康复的开拓，找到真正能解决患者实际需求的诊疗系统和管理办法。

03、创新而高效的康复手段是关键

受到精神医学的局限性影响，目前精神科对抑郁症、双相障碍的治疗手段主要依靠药物。

不可否认，精神科药物治疗与曾经落后愚昧的措施相比，有重大的意义，但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患者没有真正完全的康复。如果从多学科诊疗（MDT）的角度看，其难以解决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问题，无法修复病理性记忆，更加不可能改变患者背后的家庭问题。

至于目前主流的绝大部分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技术，弊端也很明显，低效。其实，并不是心理治疗这种方法不行，而是所采取的学派和技术没有借鉴于最新脑科学和科学心理学的进展，仍然非常落后。

主流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的流派繁多，多达400多种，各家对心理障碍的说法不一、解释不一，多半固守于上百年来的理论系统，尤其是精神分析流派，与最新的科学心理学、脑科学的发展几乎脱节。

所以，无论是单纯服药，还是结合了一般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很多患者的病情总是反反复复，难以彻底康复。

再则，患者及家属如果受到误导，认为精神疾病的病因主要是遗传，难以扭转，便会觉得一辈子都治愈无望。这是普遍弥漫在患者、家属群体、甚至是精神科医生群体的悲观情绪和观念。

其实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认知。现行的主流治疗手段难以治愈精神心理障碍，并不等同于精神心理障碍的本质就是难以治愈的；只能说明人们还没看到疾病的本质，或者对本质上的问题缺乏有针对性的、根本的解决办法。

如今，最新的科学心理学理论，尤其是病理性记忆和记忆再巩固理论就为精神心理障碍的康复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

记忆再巩固理论证实，原来已巩固的长时记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其被重新唤醒、激活后，可进入不稳定的状态，在大约6小时的时间窗内，可通过药物或行为干预的方式可以将原始记忆增强、减弱或改变，并逐渐重新巩固下来。

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推翻了人们对记忆的传统认知。再结合我们机构的“大部分精神心理障碍的根源是病理性记忆”这一发现，便为高效康复提供了可能性。

而我们的临床实践已证实，利用深度催眠下的病理性记忆修复术（TPMIH），在深度催眠下可以精准地找到导致症状的相关病理性记忆，全面激活，再高效修复。随着新的记忆再巩固下来后，患者的病情可快速缓解。

关于催眠和创伤，我曾经撰写相关文章。其实，早期西方的心理治疗十分看重心理创伤的治疗，并曾利用催眠治疗女性的歇斯底里症，这是现代心理学的起源，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就曾经是坚定的支持者。

但后来受到当时西方政治、宗教的左右，加上弗洛伊德催眠水平不高，其创立的精神分析得到广泛地流传，当时的人们未能进一步往这个方面探索、发展，催眠在创伤修复方面的高效性被埋没了上百年。

当然，我们机构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并不是以往传统的催眠治疗，而是更加具有精准化、高效化的临床意义。

虽然，我们机构的技术和模式目前还无法大量复制和推广，但至少这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微光。从病理性记忆的角度，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并不一定需要长期治疗，更不一定需要终身服药。

每一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相关部门都在呼吁普及精神心理知识，减少歧视和病耻感，但当普及的知识仍是陈旧而落后的，治疗效率又难以提高的话，这岂不成了一句口号？

希望国家相关部门，乃至整个国际精神医学界都能看清现实的难题，不要故步自封，加强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在精神心理障碍领域的实践，才有助于走出目前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