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的功能 精神科医生的反思与突破（三）

本文转自钱英医生公众号qianyingys

高年主治医的我，眼中的抑郁症

经典病例回顾

——症状背后的麻烦

患者自身的耻感

一位中度抑郁的患者复诊时告诉我，她没有使用我开的抗抑郁药，但坚持服用助眠药物，感觉有部分改善，她希望继续使用助眠药物加自我调节来康复。我告诉她“助眠药物有一定成瘾风险，一般是急性期短期使用，不适合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她回答“即便如此，我还是愿意选择先试试不用抗抑郁药。因为用了抗抑郁药，在我看来，我就是被宣判有精神病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个我一时接受不了也承受不了…..”

家人朋友不理解、不接纳

“她神经兮兮的，我们都让着她，同事都躲着她。”“他是不是神经了？”

“她就是想不开，小心眼，根本没啥事。”“他就是没事找事，这么简单的道理他怎么就是想不通。真拿他没办法。”

“亲戚朋友我们谁也没敢告诉。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怕他们担心。其他亲戚朋友，担心他们知道了会看不起他。”

社会压力

“大夫，能否不要上报我有双相情感障碍？我听说，一旦上报，坐飞机都会受限制，我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其实我是抑郁为主，只有一次躁狂发作，从没有冲动攻击行为……”

“医生，能否不写我有自杀倾向。这样我又得休学了。我的辅导员特别紧张，她说如果出现自杀倾向就必须休学……我的自杀倾向并不强烈，我还有父母，我不会轻易做傻事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但辅导员根本不区分这些……”

——药物治疗的尴尬

“我服药1年了，现在半片药物维持，一切正常。我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

“服药后，效果不错。但特别口渴，而且一身一身出汗。有什么办法么？”

“大夫，我都换了四五种药了，现在三种药物合用，还是有些残余症状。还有什么办法么？”

停药问题，难以解决的药物副作用问题，药物疗效不足问题，是在门诊中常常遇到的药物治疗所带来的，我们精神科医师比较无能为力的问题。

高年主治医“我”的观点

随着主治医年限的增长，我除了关注“抑郁症”这个障碍之外，我开始关注“抑郁症”背后的患者本身，我开始真正理解，大二教科书中“从生物心理社会角度诊疗，把患者当做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看到他们的疾病”这句话究竟如何在临床实践中操作。之前的我也会询问社会心理因素，但当时我询问的目的只是为了探索病因，我看到还只是“抑郁症”这个障碍或疾病，并没有关注症状背后的“人”。

有了关注症状背后的“人”的实质提升后，我越来越为症状给患者带来的麻烦感同身受。自此，我与患者内心的距离更近了，我听到了更多患者真实的故事和心声，我苦口婆心地劝说少了，我居高临下的警告少了，我开始不那么毫不犹豫地下诊断，我开始思考再三才启动药物治疗……

如今的我，对高年主治医“我”的反思

成为高年主治后，虽然我掌握了如何以生物心理社会的观点，更系统更人性化的对待患者，但当时我能做到的仅仅是理解他们，在治疗上我仍旧是匮乏的，我仅有药物这一“生物学”武器。所以，当我看到患者除了需要面对疾病，还需要面对症状背后如此之多的麻烦时，当我发现药物除了带来疗效，也带来如此之多的问题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医者的无力感。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系统式心理治疗，这为我后期发展出来生物心理社会的治疗理念和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