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没有想到做医生。

    喜欢看书，小说、杂志、小人书等，拿到手里都会翻翻，倒是也蛮讨大人们喜欢：这孩子喜欢看书，好！倒也不是为了什么，出人头地？不敢想，那个年月，能有本闲书，只要不反动，拿在手里就是好东西，稀罕！

    初中的课程比较容易对付，考试开卷，很容易通过。开门办学、学工学农时我们联系到了市图书馆，真是开了眼界，大块头小块头的书，排放的整整齐齐！借书的人少或图书馆的老师高兴时，就告诉我们“去吧，到里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真开心。我想，长大要工作吧，当个工人，养活自己，孝敬爹娘。当医生？不敢想！但学些医学知识会有好处的。所以我也找一些医学小册子看看，时间久了，也知道了一些东西，胃炎了、胃溃疡了、十二指肠溃疡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好大夫工作室超声科宋树良

    高中毕业，怀着一腔热血报名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大寨、除草、割麦子、砍高粱，背上不知晒脱了几层皮，手上也不知磨了多少茧。

    记得是在秋天吧，一个早上。村头的大喇叭在新闻联播时宣布：我们国家将恢复高考！和几个同学一起，在“大寨田”工地茅草棚里的通铺上，收工回来借着泛黄的灯光开始了复习。记得填志愿时有两个选择，但第三个必须填“服从分配”，否则无效！

    有幸和570万做着不同理想的梦的人一起进入考场，更幸运的是我成了1∶29的分子！珍贵的通知书按“服从分配”的志愿把我分配到了山东医学院分院！学做医生？做梦都没有梦到过！

    没有高校里的潇洒，也没有月光下的浪漫。所有的就是用功、苦读、背诵。面对32门功课，日复一日。即便是寒暑假，也要背一摞书回家！毕业了。又是“服从分配”到附属医院，离家几百里。在我还不没想好向父母解释时，从不多说一句话的老父亲一句“听国家的”，让我激动，也让我记到如今。

    在附属医院里，年长的是我们的老师，年小的是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们留下的同学和上学时一样，白天一起上下班，晚上住在集体宿舍了，但每个人都卯足了劲，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科里，到病房转转，看看书、写病例、做手术……；遇到问题向老师请教，向同事请教，向护士请教，到书里找答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科里获得了老师和同事的高度评价，病人也高度认可我们。“七七级的那帮医生，个个都是好样的！”，以至于几十年以后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评价。

    我经常在思考，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保持着那样旺盛的状态？生活那么艰苦，没有电脑，没有草坪，没有花前月下，屈指可数的几台电视还是是黑白的，大概仅有2、3个频道；看场电影就是很大的享受，谈恋爱也只能是在医生办公室里，或者是在楼前的篮球场上。但是，我经常回忆那时的生活，怀念那段平凡的经历，也经常和后来的同事们聊起那时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高谈阔论，为了一个记不起来的专业题目争论上几天几夜。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和我的同学们从一个什么都不懂医学生，逐步步入深奥的医疗领域，从只能跟在老师身后记记医嘱、写个申请单到能够处理一般、复杂、乃至疑难的病例。

    大概是在1983年的冬季，一个在县医院被判了死刑的病人拉到了我们医院。病人高热不退、精神萎靡，鼻子插着氧气管，非常痛苦。但是能够明显看到那一双求生无助的眼睛注视着我：大夫，我的病还有办法治吗？我才40岁，我不能死，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的妻儿还需要我！病人颤抖着，断断续续的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一旁的老主任也在注视着我，“怎么样，我们能治他的病吗？”检查后我告诉老主任：这个病人可能是个肝脓肿，但是，很大、很大，整个肝右叶都被病灶占据，随时有破裂的可能！

    说起来可能要让现在的医生笑话，那时候没有CT，也没有MRI，仅有的就是我面前的一台黑白B超机！而在我短暂的进修学习中以及从事超声诊断工作后还没有见过肝脓肿！

    “可以肯定吗？”主任又问。“我们穿刺试试吧”。病人微弱的话又传到我的耳朵里：医生，你就给我穿刺吧，死了我也不怪你们！穿着破旧、黑色棉袄的病人妻子一听到我们要冒险给她的丈夫试着治疗，扑通就跪在了我和老主任面前，大夫，救救他吧，我给你们磕头了！就是死在你们这里，我也认了！

    就在超声检查室的检查床上，病人吸着氧气，我用超声仪器监视着，内科医生把穿刺针刺入了病变区，黄色、浓稠的脓液就流到了针管里！我们慢慢地抽出了700毫升左右的脓液，看到脓肿小了一些就停止了抽吸。病人收注院。

    晚上十点多去病房时，病人拉住我的手，流着泪，我记得很清楚：一句话也没说！

    这是我的第一次在超声监视下做的肝穿刺。

    随后的一个多月了，我们在超声监视或引导下为病人做了7次穿刺，一共抽出了7400多毫升脓液！看着一天天好起来的病人，我的心里也一片阳光！

    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在我的从医路上，第一次收受了病人的礼物：一捆芹菜，而且还带着地里的泥巴！

    也就是从这个病人开始，我开始了我的介入性超声工作。1984年，我带着我的文章先后参加参加了省和全国的超声学术会议；一位超声前辈对我说，我们也做了这项工作，但我们没有报道出来，你写出来了，你是我们省的第一！1985年，发表了我的可以称得上论文的第一篇文章；1989年，第一次获得了省科协的奖励，并被省医学会推荐参加中国青年科技奖评选；1994年，完成了省级科研项目；1998年，发表了第一篇SCI文章。这一切都和介入性超声技术相关。为此，我和我的同事们还创造了超声医学的一个第一：第一次把介入性超声技术引入到了组织移植中（美国JCU编辑部语）！

    一步一步走来，三十多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成长为一个具有高级职称的超声诊断医生。我犹豫过、彷徨过，我流过泪；我也被病人骂过、投诉过；我也曾为我不能在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前尽尽孝、为我不能为我那最普通的家庭出点力而自责。但重要的是，我努力了；更多的是，看到病人在我这里获得了明确的诊断，看到病人经过我的治疗而康复，看到病人满意的回头一笑，听到病人的一声“谢谢”，我满足了。至今，平平淡淡，没有掌声，没有荣耀，没有光环，没有奢侈；我也经常为了省点汽油费去挤公共汽车，为买一把青菜和小贩讨价还价，为买到打折的东西去拥挤、排队，为生活发发牢骚；我也羡慕早期改行从商、发家的同学，也羡慕那些卓有心计、头上带有官帽或大小光环的朋友。但是，我从没有忘记：我是医生。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光鲜的收入，但，这是我的职业：睡梦中被叫醒赶到医院，放下手中的饭碗大雨中去检查急诊病人，危难中第一批报名去市非典中心……

    四岁的女儿一句童语，让我和同做医生的爱人至今经常回响在耳边：爸爸妈妈，问你们一个小小的问题：夜里经常叫你们去医院，是不是你们的技术特别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