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瘤

一：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FibrousTumorSFT)是一种罕见的间叶组织来源的肿瘤，通常表现为良性疾病，但部分病例可能具有恶性潜能或恶性行为。1.基本特征起源:起源于间叶组织，可能与树突状细胞或成纤维细胞相关。常见部位:·胸膜(最常见，尤其是脏层胸膜)，也可发生于全身其他部位(如肺、脑膜、纵隔、腹腔、四肢软组织等)年龄与性别:多见于中年人，无显著性别差异。2.病理学特点形态:边界清晰的肿块，切面呈灰白色，可有坏死或出血。免疫组化:阳性标志物:CD34(90%以上阳性)、STAT6(核表达，特异性高)、Bcl-2、CD99。阴性标志物:S100、Desmin、CK(用于鉴别其他肿瘤)分子特征:多数存在NAB2-STAT6基因融合(诊断关键标志)。3.临床表现无症状:小的肿瘤常偶然发现(如影像学检查时)压迫症状：胸膜SFT:咳嗽、胸痛、呼吸困难(巨大肿瘤可导致肺压迫)脑膜SFT:头痛、神经功能障碍腹腔SFT:腹胀、肠梗阻。。副肿瘤综合征:少数病例伴低血糖(Doege-Potter综合征，因肿瘤分泌IGF-2)。4.诊断方法影像学·CT/MR:边界清晰的肿块，增强扫描可见不均匀强化(“地图样”强化)·PET-CT:恶性SFT可能显示高代谢。病理活检:确诊依赖组织学检查和免疫组化(尤其STAT6核阳性)5.治疗原则·手术切除:首选治疗，需完整切除(RO切除)以减少复发风险。·放疗/化疗:用于无法完全切除、复发或恶性病例(效果有限)·靶向治疗：(如抗血管生成药物:帕唑帕尼、仑伐替尼)可能对晚期患者有效。·随访:长期监测(复发可发生在多年后）。6.预后·良性SFT:完整切除后预后良好，5年生存率>90%。·恶性SFT:约10-20%病例表现为恶性，易复发或转移(常见转移至肺、骨、肝)。·预后因素:肿瘤大小(>10cm)、核分裂象(>4/10HPF)、坏死、浸润性生长提示不良预后。7.鉴别诊断胸膜间皮瘤(尤其恶性间皮瘤，需结合免疫组化鉴别)。纤维肉瘤或神经鞘瘤(根据CD34.STAT6表达区分)。脑膜瘤(颅内SFT需通过STAT6鉴别)。 二：恶性孤立性纤维瘤(MalignantSolitaryFibrousTumor,MSFT)是孤立性纤维瘤(SFT)中的侵袭性亚型，具有复发、转移潜能，需积极干预。1.恶性诊断标准组织学恶性特征：核分裂象增多(≥4个/10高倍视野)细胞异型性明显(核多形性、深染)肿瘤性坏死，浸润性生长(突破包膜侵犯周围组织)影像学提示恶性:肿瘤体积大(常>10cm)，边界不清、不均匀强化伴坏死。转移证据:肺、肝、骨、脑等远处转移(约20-40%恶性病例)。2.临床特点原发部位:与良性SFT类似(胸膜、脑膜、四肢深部软组织等)，但更易发生于深部或腹膜后。症状:·局部压迫症状(疼痛、神经功能障碍)副肿瘤综合征(如低血糖)更常见。进展快:少数病例初始即为恶性，或良性SFT多年后恶变。3.治疗策略(1)手术切除核心治疗:广泛切除(R0切除)是治愈关键，需包括周围正常组织边缘。挑战:肿瘤体积大或侵犯重要器官时可能无法完全切除。(2)放疗辅助放疗:用于切缘阳性或高风险病例(如核分裂象高)，可降低局部复发率姑息放疗:缓解转移灶症状(如骨转移疼痛)(3)全身治疗化疗:传统化疗(如多柔比星、异环磷酰胺)效果有限，反应率<20%。靶向治疗(首选)抗血管生成药物:帕唑帕尼，仑伐替尼，安罗替尼，呋喹替尼-部分患者可延长无进展生存期(PFS)。·NTRK抑制剂(如拉罗替尼):仅适用于极少数存在NTRK融合的病例。免疫治疗:PD-1/PD-L1抑制剂疗效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4)转移灶处理局部治疗:手术或放疗用于寡转移灶(如肺单发转移)。系统治疗:以靶向药物为主。4.预后因素·不良预后指标:肿瘤>10cm、核分裂象>10/10HPF坏死、转移，手术无法根治性切除，STAT6突变类型或特定基因变异(如TP53突变)。生存率:5年生存率约50-70%(恶性病例)转移性患者中位生存期2-3年，5.随访监测频率:每3-6个月复查影像学(CTMRI)至少5年，后每年1次。重点:排查局部复发和肺/肝转移(最常见)。6.研究进展分子机制:NAB2-STAT6融合基因可能与恶性转化相关，但具体驱动因素尚不明确。7.患者管理建议多学科协作:胸外科、肿瘤科、病理科、放疗科共同制定方案，遗传咨询:虽多为散发，但需排除家族性肿瘤综合征(极罕见)。若确诊恶性SFT，建议尽早转诊至肉瘤专科中心，以获得最佳个体化治疗(如手术联合靶向药物)。临床试验可能是晚期患者的可选途径，例如本中心也正在开展“呋喹替尼联合恩沃利单抗治疗晚期或者手术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骨与软组织肉瘤的单臂、开放、单中心的前瞻性研究”。该研究已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也已经有了一些好的治疗病例，希望能给恶性孤立性纤维瘤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肿瘤内科郑水儿医师

一、引言孤立性纤维瘤（SolitaryFibrousTumor，SFT）是一类起源于成纤维细胞的罕见间叶性肿瘤，临床与病理表现极具多样性。为了进一步厘清SFT在分子生物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关键关联，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骨肿瘤科与美国迈阿密大学西尔维斯特综合癌症中心肉瘤研究团队，近期在CancerandMetastasisReviews 期刊(IF7.7/JCR1区)上联合发表文章——Advancesinthemolecularbiologyofthesolitaryfibroustumorandpotentialimpactonclinicalapplications。该文系统梳理了SFT的发病机制、分子诊断及前沿治疗手段，对下一步实现精准医疗具有较高启示价值。本文将按照该综述的核心框架，结合最新研究和临床实践，为读者提供更加细致且深入的讲解。RenC,D'AmatoG,HornicekFJ,TaoH,DuanZ.Advancesinthemolecularbiologyofthesolitaryfibroustumorandpotentialimpactonclinicalapplications.CancerMetastasisRev.2024Dec;43(4):1337-1352.doi:10.1007/s10555-024-10204-8. 二、临床与病理学特征2.1解剖分布与临床多样性多发部位：SFT最常见于 胸膜（约占30%），其余分布于 中枢神经系统（CNS）、腹膜后、四肢 及 头颈部 等。深部肿瘤（如腹膜后、脑膜）往往生长隐匿，且手术操作难度大，侵袭性可能更强。临床表现：根据肿瘤生长速度与压迫部位不同，患者可呈现多种症状：胸膜SFT：胸痛、呼吸困难、咳嗽或胸腔积液；CNSSFT：头痛、视觉障碍、癫痫、颅内压增高；腹膜后SFT：腹痛、胀满感及消化/泌尿道受压；四肢SFT：多数为深部或浅表软组织肿块，早期常无明显疼痛。2.2副肿瘤综合征与高危因素Doege-Potter综合征：约5%SFT病例可出现 IGF2过量分泌，引起顽固性低血糖。PierreMarie-Bamberger综合征：约10%病例可发生 VEGF过度表达，导致肥大性骨关节病，表现为末端关节疼痛和增生。风险分层模型：基于 肿瘤大小、有丝分裂指数、坏死比例 等，临床上可对SFT进行分层管理，用于指导手术与辅助治疗时机，并加强长期随访，以防延迟复发和远处转移。三、组织学特点与病理分类组织学特征：镜下可见 梭形或卵圆形细胞 在 丰富胶原基质 中排布，常伴有标志性的 “鹿角状”血管（staghornvasculature）。亚型多样性：根据细胞密度与异型程度的差异，SFT可分为 低细胞型、高细胞型、脂肪型、去分化型 等多种亚型。去分化型常提示更恶性的生物学行为，与复发及转移风险增高相关。免疫组化：传统上常检测 CD34、BCL-2、CD99 等，但特异性不够；STAT6核阳性 被视作SFT诊断的高敏标志，尤其在去分化或形态学不典型病例中，具有明确诊断意义。四、NAB2-STAT6融合基因：SFT的核心分子学标志4.1基因重排与融合蛋白的产生SFT在分子水平上的最大亮点在于 染色体12q13的倒位重排，将 NAB2（EGR1的共抑制因子）与 STAT6（JAK-STAT通路转录激活因子）融合成 NAB2-STAT6融合基因。其原理在于：NAB2 正常情况下抑制EGR1介导的细胞增殖；STAT6 则扮演转录激活的角色；当二者融合后，NAB2失去抑制域，转而成为持续放大EGR1信号的“推手”，使肿瘤获得显著生长优势。4.2不同融合变体及临床关联已鉴定出超过10种 NAB2-STAT6融合变体，最常见者包括：NAB2ex4-STAT6ex2：多见于老年人，肿瘤大但相对低侵袭，多位于 胸膜/肺部；NAB2ex6-STAT6ex16/17：常见于年轻患者，肿瘤体积虽小但侵袭性高，易出现 CNS、腹膜后、四肢 病变。此变体类型与患者年龄、肿瘤生长模式及临床结局等因素具有一定关联，为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了分子分型依据。4.3致瘤机制：EGR1激活与多条增殖通路NAB2-STAT6融合蛋白持续激活 EGR1，导致 IGF2、FGFR1、CyclinD1 等基因过度表达，推动细胞无限增殖；并通过促进 bFGF、VEGF-A 生成，加速血管形成；同时 STAT6 上调可使免疫微环境出现抑制状态，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控。这些信号通路在肿瘤进展及耐药过程中互为增益，从而加剧SFT的异质性及恶性潜能。五、精准诊断：形态、免疫与分子学多维结合5.1组织学与免疫组化H&E染色：重点观察梭形细胞分布模式与血管结构；IHC：在 CD34、BCL-2、CD99 的基础上，STAT6核阳性 为最可靠的分子学提示，对形态边界模糊或高侵袭病例意义重大。5.2分子检测：RT-PCR、FISH与NGS1.RT-PCR：针对已知断点设计引物，成本较低、敏感度高，但难以检测罕见或新型变体；2.FISH：通过荧光探针直接发现 NAB2-STAT6 基因重排，适用于FFPE标本；对于近距离或复杂倒位有一定局限；3.NGS：包含全外显子测序（WES）、全基因组测序（WGS）及RNA-Seq，可一次性捕捉所有已知/未知融合、共突变等。尽管费用与生物信息分析要求较高，但对高疑难病例的确诊与科研价值显著。六、综合治疗：外科为主，联合创新疗法6.1外科手术对于局限性SFT，R0切除（完整切除）依旧是首选，可有效降低局部复发率。若肿瘤位于重要功能区，如 CNS 或 腹膜后，需多学科团队联合（神经外科、普外科、放射科等）制定手术方案，以在最大程度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关键功能。6.2放化疗策略放疗：对手术无法完全切除或边缘阳性病例可考虑术后放疗，SBRT 在难以手术部位也能提供局部消融；化疗：目前缺乏标准化疗方案，临床上多采用 蒽环类（如阿霉素）+异环磷酰胺 或达卡巴嗪、曲贝替定等进行尝试，对某些晚期患者可获得一定病情缓解。6.3抗血管生成与免疫治疗抗血管生成：SFT血管网发达，帕唑帕尼 已被纳入部分指南，用于控制复发/进展性病变；此外，索拉非尼、舒尼替尼 在个案或小规模研究中也呈现活性；免疫治疗：部分SFT存在PD-L1过度表达，暗示 PD-1/PD-L1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对难治病例可能有效，亦可考虑与抗血管生成或化疗联合以增强疗效。6.4RNA靶向疗法：前沿与展望在我们发表的文章中，深入探讨了 RNAi（如siRNA/shRNA） 与 CRISPR/CasRx 等可下调NAB2-STAT6融合基因的新技术。前临床研究显示其对SFT细胞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具备潜在转化前景。然而，在克服RNA递送效率和离靶风险等挑战之前，尚无法大规模临床化。七、未来启示：个体化与精准化的进阶之路融合基因分型与风险模型整合将 NAB2-STAT6融合变体 与患者年龄、Ki-67指数等指标融合进现有风险分层系统，有助于更精确地指导手术及辅助治疗决策，并优化长期随访策略。多维联用治疗结合 抗血管生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及化疗，或辅以 RNA靶向干预，有可能在晚期或耐药病例中实现更持久的疾病控制。大规模临床试验与生物标志物筛选目前SFT的证据多来自小样本或回顾性研究，需要更多多中心前瞻性试验来明确不同治疗组合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并寻找新的可操作生物标志物（如循环ctDNA）用于动态监测与疗效评价。深入分子机制研究除EGR1外，还可关注 mTOR、FGFR1、MAPK 及免疫微环境因子，以阐明更多潜在可药靶点，从而丰富个体化诊疗手段的储备。八、总结孤立性纤维瘤（SFT）尽管发病率低，但由于其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给临床带来了诊断与治疗层面的挑战。以 NAB2-STAT6融合基因 为代表的分子学发现，赋予了SFT新的诊断标签和治疗靶点：在诊断方面，结合 STAT6核染色 与 RT-PCR/FISH/NGS 能有效锁定SFT的分子特征；在治疗方面，R0外科切除 仍是早期或局限病灶的基石；若无法完全切除或进展期，则可探索 放化疗、抗血管生成、免疫抑制及RNA靶向技术 等多维协同。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SFT的临床管理也将迈向更灵活、更精准、更具个体化的方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骨肿瘤科与美国迈阿密大学西尔维斯特综合癌症中心Hornicek教授与Duan教授团队联合，对这一进程给予了系统化梳理和展望，期待后续有更多来自多学科、多中心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助力SFT诊疗质量再上新台阶。只有依托分子基础与临床应用的“双轮驱动”，才能让更多患者切实受益于前沿医学成果，真正实现孤立性纤维瘤的精准化诊治。

肛乳头纤维瘤是肛管常见的良性肿瘤，多数由慢性肛裂反复刺激引起。小的肛乳头纤维瘤一般没有感觉，大了后可能会有坠胀或排便不尽感，一般无便血。比较大的肛乳头纤维瘤大便时会脱落出来，擦屁股时能摸到，一般都有蒂，成细条状、半球形、圆锥状或圆柱状，越大越硬，颜色发白。肛门指诊可以确诊。肛乳头纤维瘤内科治疗效果差，一旦明确诊断，需要手术切除，术后一般不会复发。(下图蓝色椭圆内为肛乳头纤维瘤 )

孤立性纤维性肿瘤,属于中间型软组织肿瘤,起源于纤维母细胞,肿瘤由分布较广的纤维母细胞样细胞构成。可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但原发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非常少见,占所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不到1%,好发年龄40-60岁,男性略多见。影像学上几乎均与脑膜相关,多表现为局限性、孤立性肿块,界限较清。临床上常诊断为脑膜瘤,幕上最常见,也可发生在侧脑室和脊髓,该病变临床进展上常表现为良性,少数表现为侵袭性生物学行为。治疗以手术为主，需尽量切除干净。

【摘要】侵袭性纤维瘤病(aggressivefibromatosis,AF)是一种临床罕见的、起源于软组织的交界性肿瘤，尽管不具备远处转移能力，然而其局部侵袭性强，手术切除后复发率高，使临床治疗存在一定难度。近些年，随着对AF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治疗措施与管理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鉴于AF不可预测的自然病史，目前观察等待是指南推荐的一线治疗方案。此外，目前以手术根治性切除为主联合局部与全身系统性治疗等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可以在保留患者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控制肿瘤，延缓疾病的进展甚至达到根治。本文就AF的临床特征与诊疗进展展开综述。一、引言侵袭性纤维瘤病(aggressivefibromatosis,AF)是一种临床罕见的起源于间叶组织的克隆性纤维母细胞增生性肿瘤。1832年Farlances首次描述此病，后该病被命名为硬纤维瘤、韧带样纤维瘤病、成纤维细胞性纤维瘤等[1]。尽管AF是不具备远处转移能力的交界性肿瘤，然而其对局部组织有着较强的侵袭性，局部复发率可高达17.6%~30.7%[2-5]。频繁的复发与随之而来的反复治疗严重损害患者组织器官功能，降低患者日常生活质量，甚至危及生命。因此，临床医生对AF持有较为积极的治疗态度。近些年来，手术切除联合放疗[1, 6]、全身性药物[7]、冷冻消融[8-9]等多学科联合治疗手段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然而，由于AF的罕见性与不可预测的疾病发展史，目前国内外对最佳的治疗方案尚未达成一致的定论。二、AF的流行病学特征据统计，AF在欧洲和美国的发病率约为百万分之五，约占所有软组织肿瘤的3%及全部恶性肿瘤的0.03%，且近年有逐步上升的趋势[10]。AF可在任何年龄起病，其中10~40岁的青少年较为多见。在儿童患者中，发病无明显性别差异，多位于腹部外。青春期至40岁患者中，女性发病比例明显高于男性。40岁以后男女发病比例基本持平。三、发病机制相关研究从分子水平阐述了AF的发病机制。研究表明Wnt/β-catenin具有调节细胞增殖、分化、运动、凋亡等多个生理过程[13]。AF患者由于Wnt信号通路的激活，导致腺瘤样结肠息肉基因(APC)和编码β-catenin的TNNB1基因发生突变，导致β-catenin在细胞中过度表达，从而引起细胞过度增殖，具有一定侵袭性[14]。此外，研究发现睾酮类雄性激素可以提高β-catenin表达水平，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代谢[15]。四、分型特点根据肿瘤生长位置的不同，可将AF分为腹外型、腹壁型与腹内型，其中腹外型较为常见，约占50%~60%[16]，且腹外型局部复发率可高达50%,预后较差[5]。此外，根据是否与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milialadenomatouspolyposis,FAP)存在相关性，将AF分为散发型与FAP相关型。散发型AF常位于头颈部、四肢、胸壁等腹部外，通常发现较早，然而复发率较高，临床治疗较为棘手。FAP相关型AF呈家族聚集性，多好发于腹腔内。相关研究表明，在已确诊的FAP患者中约10%~15%的患者同时或相继合并AF。虽然FAP相关性AF发病率仅占所有病例的2%左右，但FAP患者AF发病率约为一般人群的800~1000倍[17-18]。五、临床症状临床症状的差异性表现主要取决于AF的发病部位。腹外型AF常表现为无痛性肿块，常由于肿块较大或局部侵犯周围组织与神经时产生相应的临床症状，手术切除后局部复发率明显较高[20]。腹壁型AF多见于行剖宫产术后的育龄妇女，多起源于腹直肌与既往手术切口。肿瘤通常表现为无痛、质韧，边界不清，常浸润邻近的肌肉、腱膜、血管与神经等，由于体表位置较浅，往往可以早期发现。腹内型AF起病隐匿，常通过影像学检查或行其他腹部手术时无意间发现。多见于肠系膜，其次为胃网膜韧带、大网膜、腹膜后等。腹内型AF具有潜在威胁性，由于AF具有浸润性生长的特点，当肿瘤浸透肠壁、血管时，会出现弥漫性腹膜炎、腹腔内出血等严重并发症[21]。六、分子生物学诊断特点由于AF的罕见性，加之无特异性的临床与影像学表现，因此，B型超声、CT、MRI诊断的敏感度与特异性较低[22-23]。免疫组织化学是目前最可靠的诊断方法。CTNNB1(编码β-catenin的基因)与APC(腺瘤肠息肉基因)的突变导致β-catenin磷酸化障碍，从而使大量β-catenin聚集于细胞内诱发AF[14]。研究表明85%~90%的AF患者β-catenin弥漫性阳性表达，具有明显诊断价值[24]，然而特异性较低，黑色素瘤、结肠癌患者可同样出现CTNNB1突变。同时，Colombo等研究发现CTNNB1基因测序可监测肿瘤复发，对预后有指导意义[25]。此外，Vimentin、SMA、Desmin与雄激素受体β在AF患者中也可不同程度地呈阳性表达[22]。七、治疗策略6.1观察等待由于AF生长、稳定与退缩的周期难以预测，加上手术和放射治疗相关的显著并发症，使保守观察等待成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治疗方法[26]。20%~30%的患者在观察等待中肿瘤出现退缩。退缩可发生在身体任何部位的AF，其中以腹部较为多见[27]。Bonvalot等[28]对142例AF患者进行生存分析，72例患者采取保守观察策略，另外45例患者采用积极的药物治疗，控制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等干扰因素，结果显示中位随访时间为76月，两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65% vs.68%, P >0.05)。值得注意的是，观察等待过程中需对患者进行密切的随访，观察等待的前1~2年应每3~6月行CT或MRI检查评估肿瘤有无进展。观察等待策略需在患者充分了解病情的前提下进行，有赖于患者充分的理解与配合。6.2局部治疗6.2.1手术治疗目前，切除病灶及周围浸润组织的外科治疗模式仍作为AF的一线治疗手段。然而，即使达到根治性切除要求，AF的局部复发率仍然高达20%~30%。因此，学者致力于寻找探索AF患者手术切除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目前，多项研究与共识表明腹外型AF、青年、肿瘤较大、β-catenin突变是公认的AF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3-5, 29]。然而，阳性切缘是否对局部复发存在影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Mullen等[3]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对167例AF患者进行预后分析，在40月的中位随访期间内，局部复发率为29%，10年无进展生存率为60%，多因素分析显示切缘阴性(R0)切除是唯一预测局部复发的保护性因素(OR=0.32,95%CI:0.15~0.66, P=0.002)。与之相反的是，Salas等[30]一项包含426例AF患者的研究表明，尽管行肉眼切缘阳性(R2)切除的患者有着明显较差的预后，然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行R0与镜下切缘阳性(R1)手术切除的AF患者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为了准确验证手术切缘对局部复发的影响，He等[5]对阳性切缘重新定义，将近距离切缘(<1mm)纳入阳性切缘组，重新分析手术切缘对复发的影响，结果显示阳性切缘组(n=53)与阴性切缘组(n=61)患者的五年无进展生存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4.5% vs.55.6%, P=0.02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阳性切缘是AF患者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因此，笔者认为AF因其无包膜、局部浸润性生长的特点，应充分评估手术切缘，术中应取多方位、多点切缘行冰冻病理以确保阴性切缘，但毕竟AF是交界性肿瘤，应在尽可能保留患者器官功能的前提下获取足够的切缘。6.2.2放射治疗放射治疗作为AF的术后重要补充治疗手段，其疗效得到肯定。特别是位于头颈部、腹膜后、骨盆等重要器官毗邻交错，操作难度大、手术风险高，很难达到根治性切除的AF，术后辅助放疗可以控制局部复发[22, 31-34]。Niu等[31]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显示，将34例行单纯手术治疗的AF患者与另34例行手术联合术后放疗的患者相匹配，控制两组患者性别、年龄、肿瘤大小、切缘等干扰因素，结果表明术后联合放疗较单纯手术相比可以明显提高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74.6% vs.13.3%, P <0.001)；Baumert等[33]一项多中心研究显示，在显著提高保肢率的同时，手术联合放疗相比于单纯手术治疗的5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提高(95% vs.84%, P=0.0028)。目前，临床常规推荐应用剂量为50~56Gy，单次推荐剂量为1.8~2Gy，长期有效局部控制率可达81%。然而AF多为年轻患者，预期生存期长，放疗引起的组织纤维化、缺血性坏死甚至继发恶性肿瘤等不良反应远期将会出现，因此，笔者认为放疗应作为手术切除后切缘阳性的补充治疗，不应作为常规治疗手段。6.2.3射频消融治疗针对腹外型与腹壁型AF，经皮冷冻消融技术可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Schmitz等[34]对23例腹外型AF患者采用冷冻消融治疗并取得满意的疗效。在平均16月的随访期间内，仅1例患者出现疾病进展。此外，与传统射频消融相比，冷冻消融引起皮肤蜂窝组织炎、皮肤溃疡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6.3全身治疗6.3.1内分泌与非甾体类药物治疗AF常见于孕期和妊娠后妇女，绝经后部分患者肿瘤逐渐消退，且雌激素受体(ER)与抗雌激素受体结合位点(AEBS)在多数AF中表达，表明AF是一种激素依赖性肿瘤。托瑞米芬与他莫昔芬作为目前常用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在临床工作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Fiore等[7]对44例AF患者采取了托瑞米芬治疗并取得满意疗效，2年无进展生存率为89.6%，只有10%的患者出现疾病进展。非甾体类药物(NSAIDs)通过抑制环氧合酶2(COX2)介导的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PDGFR)的活化，抑制Wnt/β-catenin的激活，从而在延缓AF的增殖生长方面具有一定作用[35]。Hamada等[36]纳入33例AF患者的前瞻性试验显示，美洛昔康作为初始用药对AF的缓解率为24.2%，局部进展率为39.4%。Skapek等[37]一项前瞻性Ⅱ期临床研究评估了内分泌联合NSAIDs治疗AF的治疗效果，研究纳入了自2004年至2009年共59例AF患者，1例完全缓解，4例部分缓解，缓解率为8.4%，2年无进展生存率为36%。抗雌激素药物与NSAIDs药物毒副作用较少，安全性高，仅有少数会引起眩晕、心悸等短暂不良反应，减量或停药后即可缓解，可用于观察等待后肿瘤出现进展或相应临床症状而拒绝外科治疗的患者。6.3.2化疗与靶向治疗目前，甲氨蝶呤和长春碱是临床针对AF的常用化疗方案之一[38-39]。一项Ⅱ期临床试验首次报道了该方案治疗AF患者的预后效果，共27例儿童患者纳入研究，在43月的中位随访期间内，18例患者未出现疾病进展[39]。然而目前文献多以回顾性研究为主，样本量少，且存在较大的选择偏倚，其临床缓解率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化疗所带来的肺损伤、骨髓抑制、神经损伤等副损伤远多于内分泌与非甾体类药物。因此，指南不推荐化疗作为AF的常规治疗措施。近些年来，伊马替尼、舒尼替尼、索拉非尼等靶向药物的兴起，为AF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可能[40-42]。相关研究表明，AF患者对伊马替尼的总体反应率仅为10%~23%，仅可作为挽救治疗[42]。7结语AF是一种罕见的具有局部侵袭性的良性肿瘤，目前仍缺乏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及随机对照研究为AF诊疗提供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本文就其发病机制、临床特点及治疗措施进行了系统性综述，旨在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因其异质性与不可预测的自然病史，AF患者的管理需要更加个体化与灵活化。对于初发、无症状的AF，可考虑采用观察等待策略。对于疾病进展迅速或出现相应临床症状AF患者可联合采取局部或全身治疗等措施。随着影像学与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以手术为主的多学科诊疗模式可以在保留患者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控制肿瘤，延缓疾病的进展甚至达到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