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囊癌

胆囊癌（gallbladdercancer，GBC）是胆道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居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第六位［1］，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上升［2］。尽管根治性手术切除仍然是胆囊癌最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由于胆囊癌早期缺乏特异性症状，多数病人首诊时已处于疾病进展阶段，甚至存在局部或远处转移，丧失根治性手术的机会。部分病人即使行手术治疗，但预后并没有改善，绝大部分也在短时期内出现复发和转移［3］。同时，既往观点认为胆囊癌综合治疗手段不敏感，极大程度限制了进展期及晚期胆囊癌的治疗。近年来，随着胆道外科手术技术的进步以及包括胆囊癌在内的胆道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措施的飞速发展，处于疾病进展状态的胆囊癌治疗已经摆脱了以往束手无策的窘境。转化治疗已成为改善晚期肿瘤预后的有效手段，并且可以使部分病人得到根治手术的机会。笔者所在单位结合最新胆道肿瘤治疗的进展，近期对一些胆囊癌病人进行了转化治疗，亦获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临床实践经验，探讨处于疾病进展期的胆囊癌进一步分类问题，并提出笔者对胆囊癌转化治疗模式的几点思考。1  重视胆囊癌转化治疗理念根治性切除是目前胆囊癌改善预后最有效的治疗方式［4］，根治性手术切除率低一直是影响胆囊癌治疗效果的关键因素［3］。任泰等［3］回顾性分析我国3528例胆囊癌病人资料，其中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比例仅为18.8%（665例），这部分接受了术者认为根治性手术病人，切缘阳性者达10.4%。为更全面分析胆囊癌病人无法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原因，笔者对本单位近10年的胆囊癌病人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在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的病人中，除7%为社会因素外，46%存在明确的远处转移，另外47%的病人是因为肿瘤侵犯周围重要解剖结构或明显的区域淋巴结转移而未行根治性手术。对于这部分病人，如何通过改变治疗策略改善预后甚至长期生存，转化治疗可能是关键。转化治疗（conversiontherapy）也称转化手术（conversionsurgery），其理念是由Bismuth提出［5］，最早应用于结直肠癌肝转移的治疗，其目的在于通过全身系统性药物治疗达到降级降期的效果后最终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在肝胆胰外科领域，转化治疗理念已在不可切除胰腺癌中获得各类指南的肯定。一项Meta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局部进展期胰腺癌，采用FOLFIRINOX方案进行一线治疗，可使25.9%的病人成功转化从而获得手术机会，其中根治性手术比例达78.4%［6］。对于晚期肝细胞癌，转化治疗同样发展迅速，樊嘉团队在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ASCO）公布一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kinaseinhibitors，TKI）类靶向药物联合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deathligand1，PD-1）单克隆抗体一线治疗不可切除肝细胞癌的研究，结果显示，60例病人中11例（18.3%）成功实现转化手术，其中5例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7］。对于胆囊癌而言，转化治疗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笔者所在团队曾报道1例胆囊癌术后复发病人经转化治疗后成功实现R0切除的病例［8］。笔者认为胆囊癌进行转化治疗需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手术可切除性的精准评估；其次，胆囊癌转化治疗的疗效；再次；以胆道外科为主导的胆囊癌转化治疗的多学科协作综合管理策略。2  胆囊癌转化治疗目标人群明确胆囊癌转化治疗目标人群的前提是实现可切除性精准评估，尤其是发生局部侵犯的胆囊癌病灶。胆囊癌局部侵犯包括肝脏大范围侵犯、胆管侵犯、血管侵犯、周围器官（如结肠、胃、十二指肠）侵犯、区域淋巴结转移等，因此胆囊癌病人术前可切除性评估需针对这些方面进行精准评估，尤其是胆管、血管侵犯是其中的难点。近年来，三维可视化技术在胆道外科的应用对于术前精准评估胆道肿瘤在胆道及血管的侵犯程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9-10］。因此，对于术前怀疑有胆管或血管侵犯以及存在区域淋巴结转移等情况，均建议进行三维可视化技术评估肿瘤具体的分布及侵犯的范围。根据2019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等制定的《胆囊癌诊断和治疗指南（2019版）》［11］，胆囊癌根治性切除的条件包括：（1）以R0切除为目标的胆囊及邻近器官癌灶切除和区域性淋巴结清扫；（2）剩余肝脏功能可代偿，可保存或重建其脉管结构；（3）病人可耐受手术创伤。该说明作为指导性意见对于胆囊癌手术可切除性判断提供出了原则性说明，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中心及医疗单位的胆道外科诊疗技术条件存在一定差异，对于胆囊癌的可切除性判断标准的认识也必然存在不同。分析总结笔者单位既往临床病例后发现，总体而言，局部侵犯的胆囊癌未进行根治性手术的原因总体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手术操作上可行但肿瘤学获益存疑；二是手术操作上不可行。换而言之即分为：可能R0切除和不能R0切除。由此，笔者借鉴胰腺癌中临界可切除和局部进展期的概念，结合胆囊癌局部侵犯以及淋巴结转移的特点，对处于进展状态而尚未发生远处转移的胆囊癌进一步细分，提出临界可切除胆囊癌（borderlineresectablegallbladdercancer，BRGBC）和局部进展期胆囊癌（locallyadvancedgallbladdercancer，LAGBC）的概念及判定标准，见表1。总体而言，BRGBC和LAGBC的区别关键在于R0切除的可能性，其中LAGBC的标准主要基于静脉切除后成功重建的可能性、是否需动脉切除重建以及大范围肝切除的可耐受性等方面。3  胆囊癌转化治疗现状对于评估为LAGBC病人而言，R0切除成功率大幅降低，已属于不可切除范畴，应优先考虑转化治疗。但欲提高转化成功率，系统治疗的效果至关重要。随着生物医药技术的发展，系统治疗手段已取得明显进步，除传统的化疗、放疗外，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在胆囊癌中也展现出较好的客观反应率（objectiveresponserate，ORR）［12］。当前晚期胆囊癌的标准一线治疗仍是以ABC-02研究［13］为基础的吉西他滨+顺铂化疗，该方案可使总生存期延长至11.7个月。Ⅲ期JCOG1113/FUGA-BT研究［14］结果表明，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用于晚期胆道肿瘤非劣于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总生存期延长至15.1个月，也可作为一线方案。其余可供选择的药物还包括卡培他滨、奥沙利铂、白蛋白紫杉醇、5-氟尿嘧啶等［15］。根据全基因组测序结果，胆囊癌驱动基因存在较大的异质性［16］，现有针对胆道肿瘤的靶向治疗研究缺乏对胆囊癌的亚组分析，经Ⅱ期试验验证的胆囊癌治疗靶点包括HER-2［17］、EGFR［18］、VEGFR［19］、mTOR［20］、MEK［21］等。新近研究在晚期胆管癌中验证有效的靶点为FGFR［22-23］、IDH1［24］，被认为对具备相应突变的胆囊癌病人也有一定效果，在临床实践中可根据病人基因检测结果选用相应药物。多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晚期胆道肿瘤（含胆囊癌）的研究也在进行中，2020年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胆道恶性肿瘤诊疗指南》［25］将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联合GEMOX一线治疗晚期胆道肿瘤作为Ⅱ级推荐。国内一项Ⅱ期研究结果显示，该项免疫治疗联合化疗方案可使晚期胆道肿瘤（含胆囊癌）ORR达54%，中位总生存期达11.8个月［26］。笔者单位通常选用以吉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方案，选择性地联合应用靶向治疗和（或）免疫治疗，目前正在进行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转化治疗局部进展期胆囊癌的单臂、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ChiCTR2000037103），初步结果显示ORR为48%，转化手术比例达到30%。该研究将为胆囊癌转化治疗提供一定依据。目前，胆囊癌的转化治疗案例仍以个案报道为主，缺乏大宗病例研究。部分学者也提出对LAGBC可以进行新辅助治疗。严格来讲，新辅助治疗仅针对可以接受手术的病人，主要目标是实现肿瘤降期、降低术后复发转移［27］。笔者认为，对于BRGBC的病人，理论上仍具备手术机会，此类病人可考虑行新辅助治疗；而对于LAGBC的病人，往往已侵犯主要血管且无法手术切除，针对该类人群进行系统治疗是为根治性手术创造机会，应当属于转化治疗而非新辅助治疗。美国Creasy等［28］回顾性分析74例存在局部浸润或淋巴结转移的胆囊癌病人，在接受以吉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后，23例（30%）病人获得手术机会，其中10例（14%）实现根治性切除；获得根治手术者较非根治手术者总生存期明显延长（51个月vs.11个月，P=0.003）。Chaudhari等［29］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160例被评估为高复发风险的LAGBC和BRGBC病人，术前接受吉西他滨联合顺铂或吉西他滨联合奥沙利铂作为新辅助化疗方案，总体有效率为52.5%，临床获益率达70%；66例（41.2%）病人获得根治性手术，总生存期较未手术病人明显延长（49个月vs.7个月，P=0.000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研究团队对LAGBC的定义并不相同，应辩证看待这些研究结果。由以上数据可见，尽管转化治疗在胆囊癌中有成功应用的先例，但总体有效率仍然有限，方案也并不一致，且缺乏转化治疗能否成功的预测模型。因此，外科医生应在多学科合作基础上准确评估潜在获益，严格筛选接受转化治疗的人群。4  胆囊癌转化治疗的外科管理策略对于需要转化治疗的病人，目前缺乏统一标准的转化治疗策略。笔者所在中心近年来针对局部进展期胆囊癌开展了转化治疗的临床研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针对笔者中心近年来工作体会，总结包括以下四方面：（1）以胆道外科为主导的多学科诊疗模式；（2）个体化、多手段的肿瘤全身治疗；（3）基于精准胆道外科评估技术及个体化的手术策略；（4）必要的胆道肿瘤病人全周期的管理模式。以胆囊癌为代表的胆道恶性肿瘤仍缺乏特别高效的转化治疗方案，因此转化治疗方案的选择往往基于病人的一般情况、肿瘤标本的高通量测序、免疫组化等结果，有选择性进行联合或续贯化疗、靶向药物及免疫治疗，尽可能提高抗肿瘤治疗的ORR，从而为根治性手术提供机会。现有的人源肿瘤异种移植模型（patient-derivedtumorxenograft，PDX）和类器官等体外肿瘤模型技术也为肿瘤转化治疗的药物筛选提供了新手段和帮助，但总体而言，此类技术尚处于探索阶段，距离临床实际运用仍有一定距离。针对综合治疗反应较好的肿瘤病人，需要应用精准胆道外科技术和个体化手术策略来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1）采用以三维可视化技术以及结合人工智能影像识别技术在内的影像学检查进行肿瘤侵犯范围的精准评估，是再次评估肿瘤能否根治性手术切除的基础，尤其是针对初次评估无法行根治手术的病人转化治疗后的疗效评估；胆囊癌侵犯周围结构后，其根治性手术切除多数情况下已不能由标准的胆囊癌根治术（胆囊切除联合部分肝切除及区域淋巴结清扫）来完成，因此具体手术范围应由肿瘤侵犯的相关脏器或结构所决定，必要时联合半肝甚至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也并无不可。（2）针对每例病人局部侵犯的特点以及局部解剖结构的影响，术中应采取不同的手术策略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性，如对于因动脉侵犯无法手术的病人，行根治性切除时应采取动脉优先入路的手段首先判断动脉的可切除性；对于门静脉或肠系膜上静脉周围淋巴结转移的病人，手术时应沿被侵犯的静脉局部显露出静脉全貌后再向被侵犯的部位进行解剖。（3）对于合并胆道梗阻的进展期胆囊癌病人，胆道引流是其进行进一步治疗的基础，可根据病人的具体梗阻部位、全身情况以及各中心技术特点选择合适的引流方式，一般而言，全身情况较好且梗阻部位位于肝总管及胆总管者可采取内镜下的胆道支架引流，一般选择塑料支架为宜。而对于梗阻部位较高且全身情况较差者，经皮肝胆管穿刺引流（percutaneoustranshepaticcholangialdrainage，PTCD）是简便有效的治疗手段。（4）对于一部分侵犯门静脉右支或右肝管需进行联合至少半肝切除的病人，如术前评估残肝体积不足以维持术后肝功能，可在术前进行包括门静脉栓塞（portalveinembolization，PVE）等手段促进保留侧肝脏代偿的方法，从而降低术后肝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提高手术的安全性。综上所述，临床上胆囊癌因为肿瘤局部进展而无法行根治性手术者或行手术后早期复发转移者不在少数，实施综合治疗后转化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可能是这部分病人长期生存的希望。本文所提出的BRGBC和LAGBC标准，为临床上提供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分类标准，有助于从众多处于疾病进展状态的胆囊癌病人中甄别出部分能从转化治疗中潜在获益的病人，后续仍需严谨设计的临床研究反复验证、修改、更新。近年来包括化疗、靶向以及免疫治疗等方面的进步已为探索胆囊癌的转化治疗提供了一定治疗手段，但仍存在治疗靶点欠缺、耐药问题难以解决等局限。外科医生应密切关注胆囊癌综合治疗最新进展，以期为病人带来最大的生存获益。

现状：胆囊癌(GBC)在胆管癌(BTC)中发病率最高，作为最具侵袭性的恶性肿瘤之一，胆囊癌预后很差（中位5年总生存率为18%），特别是胆囊癌侵犯肝脏的患者预后更差。 哪些潜在危险因素会容易导致胆囊癌的发生？胆结石、性别、年龄、肥胖、生育、慢性胆囊炎症、腺瘤和胰胆管连接异常等是与胆囊癌相关的最常见危险因素。鉴于胆囊癌发病和长期胆囊结石相关，并且两种疾病均为女性发病率高；因此，胆囊癌的发生和女性激素有一定关系；女性患者初潮早、绝经晚、多次怀孕和多次生育也会增加患胆囊癌的风险。有相当比例可切除的胆囊癌患者是在择期或急诊行胆囊切除术后被诊断为偶然胆囊癌(IGBC)；偶然胆囊癌在胆囊癌患者中大概占比0.7%至1.2%；同时有研究证明，胆囊癌发病率的下降被认为与常规胆囊切除术数量的增加有关。由此，也间接提示某些胆囊结石要积极手术治疗。胆囊癌的早期阶段通常无症状，具有治愈的可能性，并且经常在手术期间或手术后偶然出现。不幸的是，只有10%的胆囊癌患者能够有机会行根治性切除。 得了胆囊癌有哪些表现？胆囊癌发病早期没有特殊的不适表现，肿瘤晚期一般表现为黄疸、体重减轻或腹痛，并容易早期转移，导致预后不佳。作为一种复杂的恶性肿瘤，胆囊癌发生的高危因素包含环境、生活方式和遗传风险因素；胆囊癌发生的主要因素是患者长期存在胆囊结石或伴有胆囊炎。 哪些措施能有效预防胆囊癌？1.健康饮食：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摄入，增加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摄入，能降低胆囊疾病风险。2.控制体重：肥胖与胆囊癌有关，保持健康体重有助于降低胆囊癌发生风险。3.戒烟限酒：避免烟草和过量饮酒，减少致癌物质的摄入。4.积极治疗胆囊疾病：胆囊结石、慢性胆囊炎等胆囊疾病能增加胆囊癌发生风险，及时治疗有助于降低癌变概率。5.定期体检：特别是有胆囊疾病家族史的人，建议定期进行胆囊B超检查。 胆囊癌治疗方式有哪些？1.手术切除：如果在早期发现胆囊癌，手术切除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包括单纯胆囊切除（切除胆囊）和扩大切除（可能包括切除部分肝脏和淋巴结）。  2.化疗和放疗：对于不能完全切除的胆囊癌，化疗和放疗可用于控制肿瘤扩散，减缓病情发展。常用于晚期患者。3.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一些胆囊癌患者可能对靶向治疗药物有反应。这些药物针对特定的分子标志物，可以帮助控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免疫治疗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来帮助攻击癌细胞。4.缓解性治疗：对于晚期或无法手术的患者，缓解性治疗（如肿瘤患者出现黄疸症状及时进行胆道引流术）可以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小结：早期诊断胆囊癌相对困难，因此预防和早期筛查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鉴于70%的胆囊癌患者存在长期的胆囊结石或伴有胆囊炎，因此，对于那些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患者，特别是年龄偏大，单个结石≥3cm,胆囊息肉单发、直径＞1cm，腺瘤样息肉、“瓷化”胆囊等，应采取更积极的手术治疗方式。胆囊癌的晚期阶段采用全身化疗治疗，包括新辅助化疗、围手术期化疗、辅助化疗或姑息化疗。随着对胆囊癌分子发病机制的理解不断进步，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变得越来越有希望。李功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擅长擅长肝癌、肝血管瘤、胆道结石、胆道肿瘤、阻塞性黄疸、胰腺肿瘤、重症胰腺炎、门脉高压症及脾脏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熟练应用包括手术、射频、微波、氩氦刀、腹腔镜、胆道镜等多种综合治疗手段；专注于肝胆胰外科疾病的射频消融、腹腔镜等的微创治疗。门诊时间：东院区：每周三（全天）；每周日（全天）河医院区：每周四（下午） 

胆囊癌指发生于胆囊位置的肿瘤，多为恶性，胆囊腺肌症则是发生于胆囊位置的增生性疾病，多为良性。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在影像资料上带有相似性，尤其是早期患者，鉴别上存在难度，误诊率较高，对于疾病的治疗存在不利影响。研究指出MRI结合MRCP可较为有效的进行疾病鉴别。观察组MRI扫描过程与对照组相同，额外应用MRCP诊断，采用加强序列法，通过静脉通道给予Gd滴注，行横断扫描、矢状面扫描，以冠位成像。对胆囊癌和胆囊腺肌症的临床表现、疾病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类疾病均存会导致胆囊位置出现病理性改变，这是导致二者在诊断过程中出现误诊、混淆的主要原因。如单发的局限型胆囊腺肌症，患者胆囊壁增生情况突出，与周围组织出现了明显不同，进行影像诊断时，由于增生与肿瘤外观特异性缺乏差异（尤其是早期发病患者），误诊率较高。胆囊癌早期的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患者无明显疼痛感，也有部分患者本身对胆囊癌缺乏清醒认识，重视程度不高，这也导致疾病无法得到早期诊断。少数患者合并有胃溃疡或者其他消化系统疾病，对胆囊腺肌症、胆囊癌认识不清，也会增加疾病混淆、不能鉴别的可能。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内组织的情况是接近、类似的，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的出现，会导致磁共振所成图像带有特异性，且不同疾病影像信息也存在差异，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然而由于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尤其是单发的局限型胆囊腺肌症）十分相似，且两类疾病的早期影像资料表现十分接近，MRI鉴别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准确率往往在70%~80%之间。在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的鉴别中，胆囊腺肌症患者的假性憩室病变信息，可作为辨别两类疾病的关键性特点，常规磁共振成像也能获取对应信号，但对比并不鲜明，无法完全有效进行病情判断。在MRCP的支持下，即便患者存在单发的局限型胆囊腺肌症，也可以有效提升该疾病与胆囊癌的鉴别准确性，实现特异性、敏感性提升。患者邱某，男，34岁。以上腹部疼痛、肿块为主诉疾病入院，经MRI造影发现病灶区域呈现团状阴影，可捕捉病灶图像，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初步诊断为胆囊癌。因患者体内无其他肿瘤原发灶、继发灶信息，而胆囊癌原发率仅为1%，因此改行MRCP进行二次扫描，敏锐捕捉患者胆囊形态出现不规则变化，且伴有上胆管扩张情况，不符合肿瘤病变特点，与胆囊腺肌症更为接近，加权成像后发现患者胆囊部位存在假性憩室病变信息，应属胆囊腺肌症，经病理学诊断，确诊为胆囊腺肌症。综上所述，在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鉴别诊断中。应用MRI结合MRCP法可提升鉴别准确性，可作为胆囊癌与胆囊腺肌症鉴别诊断的首选方式。本文选自：付泉水等，MRCP与CT检查对胆囊腺肌增生症的诊断价值原文链接地址：MRCP与CT检查对胆囊腺肌增生症的诊断价值-中国知网(cnki.net)

胆囊癌现状严峻，恐怖如斯！：胆囊癌恶性程度极高，胆囊癌总体5年生存率不到5%（多数肿瘤能达50%以上），晚期胆囊癌很难活过1年。江湖人称癌中之王的“胰腺癌”5年生存率能达到7%。胆囊癌超越了甚至比胰腺癌更差。胆囊癌重在预防！，胆囊癌可以预防，能够预防！。预防的内涵是识别胆囊癌危险因素，及早根除危险因素。胆囊癌危险因素之一：胆囊结石：约85%的胆囊癌患者合并胆囊结石。胆囊结石患者患胆囊癌的风险是无胆囊结石人群的13.7倍。胆囊结石直径和数目与胆囊癌的发生呈正相关；胆固醇和混合胆固醇类胆囊结石危险度更高。胆囊癌危险因素之二：胆囊息肉样病变：具有恶变倾向的胆囊息肉有以下特征：（1）直径≥10mm；（2）合并胆囊结石、胆囊炎；（3）单发息肉或无蒂息肉，息肉生长速度快（生长速度＞3mm/6个月）；（4）腺瘤样息肉。胆囊癌危险因素之三：胆囊慢性炎症：胆囊慢性炎症伴有黏膜腺体内的不均匀钙化或点状钙化被认为是癌前病变。胆囊壁钙化可形成瓷性胆囊，约25%的瓷性胆囊与胆囊癌发生高度相关。胆囊癌危险因素之四：“.保胆取石”术后胆囊：“保胆取石”术后，导致结石形成的危险因素和胆囊炎症未消除。医学在进步，观念在更新，提高胆囊癌危险因素的诊治，是预防胆囊癌的关键。

肿瘤标志物（tumormarker，TM）是一类在恶性肿瘤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的基因表达而合成分泌的，或由机体对肿瘤反应而异常产生和（或）升高的物质，通常包括蛋白质和糖类。肿瘤标志物可以存在于细胞、组织、血液或体液中，在肿瘤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以及复发监测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需要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其他辅助检查结果以及病史等综合信息进行解读。如果体检中发现肿瘤标志物升高，建议及时咨询专业医生，并根据医生建议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肿瘤标志物的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肿瘤的存在，因为它们可能因为其他非肿瘤性疾病（如炎症、良性肿瘤等）而升高。因此，肿瘤标志物通常不用于肿瘤的确诊，而是作为辅助诊断工具。肿瘤确诊通常需要通过病理学检查，如活检或手术取得的组织样本进行显微镜下的检查。在不同的肿瘤类型中，肿瘤标志物的组织分布具有特异性，这为肿瘤的早期发现和精确治疗提供了重要信息。了解常见肿瘤标志物的组织分布，对于肿瘤的个体化治疗和精准医疗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一些常见肿瘤标志物及其在不同组织中的分布情况：胆囊、胆管癌CA19-9：是胆囊癌、胆管癌中最常用的血清标志物之一，也是目前胆囊癌最敏感的指标；CA125：约65%的胆囊癌、胆管癌患者伴有CA125升高；癌胚抗原（CEA）：大约30%的胆囊癌、胆管癌患者会出现CEA水平升高。肝癌甲胎蛋白（AFP）：是肝癌诊断中最常用的血清标志物之一。AFP水平的升高通常与肝癌的发生有关；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是AFP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升高可以作为肝癌诊断的一个辅助指标，尤其在AFP水平较低时；高尔基体蛋白73（GP73）：可作为早期原发性肝癌的高敏感性标志物，在诊断肝癌时，GP73在敏感性和特异性上都高于AFP。胃癌CA72-4：是目前公认的诊断胃癌较好的肿瘤标志物，特异性优于CA19-9和CEA；胃蛋白酶原（PG）：胃蛋白酶原I和II的水平及其比值对胃癌患者的疗效判定及复发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MG7-AG：MG7-AG是一种与胃癌相关的抗原，对早期胃癌有较高的检出率；胃泌素17（G-17）：在健康人体内表达水平较低，当胃炎、胃癌等病理改变发生时，G17表达水平显著升高。胰腺癌CA19-9：是迄今为止报道的对胰腺癌敏感性最高的标志物。CA19-9水平与肿瘤的阶段有关，可用于监测肿瘤的复发；CEA：是第一个被用于检测胰腺癌的肿瘤标志物，其在胰腺癌中的阳性率约为42.85%；CA50：CA50的正常值＜20μg/L，许多恶性肿瘤患者血中皆可升高，胰腺癌病人的阳性率可达87%；CA24-2：是消化系统尤其是结直肠和胰腺癌的标志物。在对胰腺癌的诊断意义上优于CA19-9，敏感性可达66%～100%；CA72-4：正常人血清中含量＜6U/mL，对胃癌的检测特异性较高，对胰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亦有一定的敏感性；铁蛋白（SF）：在胰腺癌患者中，SF升高阳性率为61.9%。但SF异常可由多种生理性及病理性原因引起，因此，SF一般要与其他标记物联合检测，提高灵敏度。结、直肠癌癌胚抗原（CEA）：是结直肠癌中研究最广泛的血清标志物之一，其在结直肠癌患者的血清中通常升高。CEA水平的升高与肿瘤的进展和转移有关，并且常用于监测治疗反应和疾病复发；CA19-9：尽管它在结直肠癌中的特异性不如CEA高，但在某些情况下，CA19-9的水平升高也可以作为诊断和监测的辅助指标；CA72-4：它在结直肠癌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可能会升高，有时被用作辅助诊断和监测肿瘤进展的标志物。乳腺癌CA15-3：是目前乳腺癌最有价值的肿瘤标志物之一，在临床应用广泛，主要用于乳腺癌的辅助诊断、疗效检测及复发预警；CEA：可以在多种肿瘤中检测到，包括乳腺癌。它的升高可以提示肿瘤的存在，但也可能与其他非肿瘤性疾病相关；CA125：CA125在乳腺癌中也可能会升高，尽管它更常见于卵巢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在某些乳腺癌中过表达，与疾病的侵袭性和预后有关。HER2的状态还可以指导是否使用特定的HER2靶向治疗；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ER和RP的状态有助于确定乳腺癌的亚型，以及患者是否可能从激素治疗中获益。肺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和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是诊断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指标；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CYFRA21-1）、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CCA）和癌胚抗原（CEA）水平的升高有助于诊断非小细胞肺癌（包括腺癌、鳞癌、大细胞癌等）。膀胱癌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已经批准包含尿膀胱肿瘤抗原（bladdertumorantigent，BTA）、核基质蛋白22（NMP22）等多种尿液检测方法用于临床协助膀胱癌的诊断。因尿液肿瘤标志物检测的敏感性高但特异性较低，临床上尚未广泛应用，尚无能取代膀胱镜检查和尿细胞学检查的尿肿瘤标志物。子宫内膜、卵巢癌CA125：是卵巢癌中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尤其是在浆液性癌中，CA125也可用于监测疗效和疾病复发。人附睾蛋白4（HE4）：对卵巢癌的诊断特异性高于CA125。HE4水平不受月经周期及绝经状态的影响，且在绝经前人群中诊断卵巢癌的特异性优于CA125。ROMA指数：ROMA指数结合了CA125和HE4的血清浓度以及患者的绝经状态，用于提高卵巢癌诊断的准确性。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在卵巢非妊娠性绒毛膜癌中升高。AFP：AFP通常与卵黄囊瘤、胚胎癌和未成熟畸胎瘤相关，是卵巢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标志物。CEA：在胃肠道转移性卵巢癌中升高。食管癌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Ag）：是食管鳞状细胞癌的血清标志物。然而，它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高，不能单独作为诊断依据。癌胚抗原（CEA）：可以在多种肿瘤中检测到，包括食管癌。它的升高可以提示肿瘤的存在，但也可能与其他非肿瘤性疾病相关。肾癌M2肾丙酮酸激酶（M2-PK）：主要表达于远端肾小管，对肾细胞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被认为是有前途的一种肾癌标志物。组织多肽抗原（TPA）：虽然不是特异性的肾癌标志物，但可以作为监测肾癌病情的一种指标。脂类相关唾液酸（LASA）：作为肾癌肿瘤标志物其敏感性为70%，特异性为82%，有助于肾癌的诊断和病情监测。前列腺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PSA是目前最常用的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血液中的PSA以游离形式（fPSA）和总PSA（tPSA）存在。临床上，PSA检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辅助诊断和治疗监测。前列腺癌抗原3（PCA3）：PCA3是一种非蛋白编码RNA，在前列腺癌中过表达，其水平较PSA更具有特异性预测前列腺穿刺活检的结果。α-甲酰基辅酶A消旋酶（AMACR）：是前列腺癌细胞中过表达的一种酶，可作为前列腺癌的辅助诊断标志物。甲状腺肿瘤降钙素（Ctn）：为甲状腺髓样癌血清检测标志物；甲状腺球蛋白（Tg）：可成为分化型甲状腺癌血清检测标志物；癌胚抗原（CEA）：与部分甲状腺髓样癌患者的诊断及临床进展存在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