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癌

子宫内膜癌是发生于子宫内膜的上皮性恶性肿瘤。好发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 主要临床症状： 阴道流血：绝经后阴道流血及月经紊乱。 阴道异常排液。 疼痛：多为下腹隐痛不适。 晚期患者可有贫血、消瘦、发热、恶病质等全身衰竭表现。 检查： B超检查：最常规的检查方法。 分段诊刮：确诊子宫内膜癌最常用、最有价值的方法。还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 宫腔镜检查：直接观察宫腔及宫颈管有无癌灶存在，癌灶部位、大小、病变范围。 磁共振成像（MRI）：能较准确估计肿瘤分期。 肿瘤标志物CA125：检测病情进展和治疗效果。 治疗： 手术：子宫内膜癌最主要的治疗方法。 放疗：是治疗子宫内膜癌有效的方法之一。 化疗：化疗很少单独应用于子宫内膜癌的治疗，多用于特殊类型的子宫内膜癌，如浆液性、透明细胞癌等；或是复发病例；或是具有复发高危因素的手术后患者。 激素治疗：对于癌前病变（不典型增生）或早期子宫内膜样腺样腺癌患者中，符合保留生育功能的条件者，可以选择孕激素治疗，需谨记这类患者定期要行病理学检查。 

近期，国际知名期刊《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了一篇最新综述，系统阐述了子宫内膜癌的管理进展，重点介绍了高危人群、分子分型和现代治疗策略，并分享子宫内膜癌的流行病学、种族差异及癌前病变的管理。一、前言女性一生中患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为3.1%，患者5年总生存率为81%。患者中位诊断年龄为64岁，幸运的是，由于绝经后出血等早期症状，该病通常局限于子宫内时可以被发现。若为局限性疾病且经手术切除，5年生存率可达95%；而远处转移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18%。子宫内膜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为手术、放疗和药物治疗。近年来，药物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免疫疗法对治疗建议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对肿瘤分子特征和靶向治疗反应的理解也使我们能够为患者提供更为合适的治疗方案。本文将回顾子宫内膜癌的最新治疗进展，重点关注风险人群、分子分型和现代治疗策略。二、流行病学现状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第4大常见癌症（仅次于乳腺癌、肺癌和结直肠癌），也是女性第6大癌症死因。在50岁以上且保留子宫的人群中，它是第二常见恶性肿瘤。尽管对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危险因素、分子亚型和治疗选择的了解取得了进展，但其发病率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仍在上升。据估计，每年有超过40万例病例发生，其中北美、欧洲、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病率最高。日本、菲律宾、白俄罗斯、新加坡、哥斯达黎加和新西兰等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其子宫内膜癌发病率显著上升。过去20年中，所有年龄段的发病率升高了多达20倍，该病在欧洲和北美比低收入国家更为突出。这些国家和全球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尚未完全了解。超过80%的子宫内膜癌与雌激素受体阳性相关，与肥胖、不孕、晚绝经、早初潮和绝经后雌激素补充等雌激素相关危险因素有关。生育率和生殖因素的变化，如妊娠减少和不孕，在某些经历了社会经济转型的国家可能促成了子宫内膜癌的快速增长。此外，肥胖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可能促成了这一趋势。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围绝经期激素使用的改变、糖尿病的增加、吸烟率的下降、避孕模式的变化以及子宫切除率的变化。三、种族和民族差异的影响在美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与白人相比，非裔子宫内膜癌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更高。尽管早期报告显示非裔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较低，但子宫切除率的差异可能混淆了这一观察结果。在对子宫切除率进行校正后，大多数种族差异得以减弱，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非裔的总发病率一直较高。此外，自2005年以来，美国非裔患者中子宫癌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卵巢癌死亡人数。关于子宫内膜癌结局种族差异的绝大多数研究数据来自美国，而来自非洲、加勒比和欧洲国家的数据资源有限。然而，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最新数据同样显示，与其他族裔相比，非裔的子宫癌患者死亡率更高。数据始终显示，非裔患者子宫内膜癌复发和死亡率更高。生存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裔中高风险组织学亚型的比例较高，尤其是非子宫内膜样癌（包括浆液性癌和癌肉瘤）在非裔患者中更为常见。然而，无论分期或组织学亚型如何，非裔的5年相对生存率显著较低，这提示生存差异可能与生物学和/或医疗相关因素有关。例如，一项研究发现，非裔和白人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微生物谱存在差异，非裔患者肿瘤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更高，且具有独特的微生物谱。肿瘤分型研究人员将子宫内膜癌分为四种不同的分子亚型：DNA聚合酶ε（POLE，超突变）、微卫星不稳定性（MSI，高突变）、低拷贝数和高拷贝数。低拷贝数组通常描述为无特定分子谱（NSMP），而高拷贝数组通常根据p53蛋白的存在与否，被划分为TP53异常。尽管肿瘤分型研究在分子数据方面非常丰富，但在种族定义和报告方面往往存在局限性。四、癌前病变的管理子宫内膜上皮内瘤变（EIN）是子宫内膜的癌前病变。EIN定义为伴有异型性的增生，取代了之前将增生分为四类（简单或复杂、伴或不伴异型性）的分类系统。在这些类别中，子宫内膜癌的并发风险和进展风险差异很大，从简单增生的1%到复杂增生伴异型性的43%。子宫内膜样癌的发展是从无异型性增生到伴异型性增生再到癌的逐步过程。认为无对抗的雌激素信号在EIN的发生及其进展为子宫内膜样癌的过程中起驱动作用。1、手术手术是EIN的标准治疗方法，根据绝经状态考虑是否进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这一建议主要基于GOG167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发现，术前诊断非典型增生的女性中，有42.7%同时存在癌。然而，随着肥胖流行的加剧，尤其是在年轻人中，以及更高的晚育率，对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选择越来越关注。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合并症的增加，更多患者可能无法接受手术，需要替代的非手术治疗方案。最后，一些患者可能因各种原因不同意接受子宫切除术，更倾向于非手术治疗。2、孕激素治疗孕激素可诱导细胞分化，是治疗EIN的活性激素干预手段。由于选择非手术治疗的患者相对较少，临床管理指南中孕激素药物的剂量和方案尚未标准化。关于EIN的非激素治疗数据有时难以解读，因为EIN和1级子宫内膜癌通常被一起纳入分析，使得难以明确EIN患者的具体预期缓解率。一项回顾性人群队列研究评估了50例45岁以下的EIN或1级子宫内膜癌患者，发现经过6个月的孕激素治疗后，58%的患者疾病持续存在，仅23%的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中位23个月）时病情完全缓解。值得注意的是，在接受子宫切除术的患者中，绝大多数患有局限在子宫内膜的低风险疾病（复杂性非典型增生或1级子宫内膜癌），这表明在不恶化肿瘤学结局的情况下，有可能通过药物而非手术治疗。这与更大规模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人群的数据一致，显示对于某些女性，早期、低级别子宫内膜癌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一项针对孕激素治疗EIN的荟萃分析发现，86%的患者实现完全缓解，16%的缓解者最终复发。体重指数＜35的绝经前EIN患者与接受孕激素治疗的更高缓解率相关。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体重指数＜25、维持治疗和妊娠均与长期肿瘤学结局改善相关。EIN的非手术治疗选择包括孕激素治疗，即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器、口服孕激素、肌内注射或阴道用孕激素。醋酸甲羟孕酮是治疗EIN的首选口服孕激素，剂量为80mgbid；之前关于更高剂量孕激素的研究未显示益处。口服孕激素的副作用包括体重增加、腹胀、恶心和静脉血栓栓塞。由于这些副作用以及对每日服药方案的依从性问题，含孕激素的宫内节育器已成为EIN非手术治疗的首选。在一项对超过300例非典型增生患者的研究中，宫内节育器治疗患者的缓解率（95%）高于口服孕激素治疗患者（84%）。最近一项针对57例子宫内膜癌和非典型增生患者的前瞻性2期研究显示，宫内节育器治疗的缓解率达91%，5.5%的患者出现进展。总体而言，9.5%的患者在初始缓解后出现复发。因此，选择保守治疗的患者需要仔细监测，通常每3~6个月进行一次子宫内膜活检，持续一到两年。对孕激素治疗的缓解预计在开始治疗后的6~12个月内出现，因此在3个月活检时未见缓解并不罕见。在完成生育后，建议进行手术，即完成子宫切除术，根据情况可选择是否进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3、新疗法的探索由于孕激素治疗的缓解率低于100%，需要探索新疗法以改善这些病变的治疗效果。二甲双胍是一种潜在策略，它具有抗增殖作用，并能增强子宫内膜对孕激素的敏感性。一项初步研究将EIN患者随机分为二甲双胍联合醋酸甲羟孕酮组、醋酸甲羟孕酮单药治疗组。联合治疗组的缓解率更高（75%vs.25%），非缓解者更少（25%vs.50%）；然而，结果没有统计学差异，可能是因为样本量小（仅16例患者）。最近的体外和体内证据显示，二甲双胍和孕激素联合使用具有协同作用，添加二甲双胍对子宫内膜癌细胞的抑制作用大于单用二甲双胍或孕激素。多项综述表明，二甲双胍可能有助于提高EIN对孕激素的缓解率，但数据并不一致。

这个话题是蛇年我一直想谈的话题，又因为和指南有不同的看法而放弃；然，又因为看到有患者拿着deepseek查治疗方案与医生沟通的新闻，让我再次想谈这个话题子宫内膜癌因为它早期就会有症状，而且病灶被厚厚的子宫肌层所包裹，因此大多数的子宫内膜癌的预后很好。但它又是一个特殊的妇科恶性肿瘤，对于它的治疗方案来说，手术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使是晚期患者，手术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意义在我的工作记忆中，那个年代没有腹腔镜，所有的手术都是开腹手术；也没有谈四级手术占比、腔镜手术占比。那个时候很少会看到子宫内膜癌患者手术后短时间内发生阴道残端的复发然而现在，即使在这几年来找我就诊的新患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因为我和医院打官司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医院最近设了高级专家门诊，这样的病人更多的会去花更多的挂号费去找高级专家），我仍然会看到找我咨询或就诊的早期子宫内膜癌腔镜治疗后复发的患者，这些患者是让我感到痛心的，因为后续未得到及时准确治疗又会出现肝转移和肺转移等问题，治疗花费很多、很棘手、患者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我反思这些患者的病情和指南的情况：对于早期子宫内膜癌的手术治疗，指南推荐腔镜手术。那么选择腔镜手术就应该没有错。那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样严重的腔镜后复发呢？是因为患者的基因分型类型比较严重吗？也就是医生们最常说的那句：患者的基因决定了患者的治疗效果。是这样的吗？这个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有些基因类型很糟糕的患者、病理类型很不好的患者，确实是治疗效果很差。但，我今天门诊时看着那位复发的患者W，听着她说的开心的话：我要努力到5年了[可爱]确实为她开心。她是在上海某知名大医院做的腔镜手术，标准的指南书式的治疗方法，术后诊断为早期，不需要补充手术。但术后2年发生了阴道残端的复发。她就诊到我这里，本着对子宫内膜癌的手术重要性，我立刻给她安排了手术切除了复发灶，然后进行了基因检测。检测结果很不好，几个高危基因突变。这似乎也能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子宫内膜癌阴道残端复发了。我和她家属沟通告知了预后差，建议结合基因检测结果、根据指南推荐，给予联合化疗+免疫+靶向治疗。因为除了阴道残端的较大病灶外，阴道里散布着小病灶，手术切除了全阴道，放疗科医生不建议做放疗（淋巴结是没有转移的）。不知道是因为经济原因还是其它原因，患者拒绝了靶向和免疫治疗。这样及时的手术+化疗后就没有其它治疗了。我战战兢兢的担心她的复发，却是快3年了，病人没有出现复发。这是不是可以反推：手术是她没有再复发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她的复发也就可能与前一次的手术有关呢？！前一次的手术和过去的时代不同的就是手术的途径不同，一个是开腹，一个是腔镜。那么问题就又来了：这会不会手术不是主任亲自做的造成的呢？！另外一个病人，她是请了上海专家去她当地医院手术的，手术后也是出现了阴道残端的复发。因为信任前次手术，她就诊时我们按指南给予放疗，也因为基因的突变，病情一直进展，出现了肝转移……我觉得一直是在追着肿瘤治疗却效果甚微，也因为放疗后、基因突变、远处转移等等原因开始不敢建议手术，而在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和患者家沟通后我们给患者再次做了阴道残端的手术切除，术后继续配合靶向+免疫治疗，肝肺部位的病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样的情况发生，明确的是能外出开飞刀的专家手术仍然出现腔镜微创手术后的残端病灶出现。二月份一个70岁的老年患者又是一个专家级医生做了腔镜手术，一个月不到也发生了残端周围病灶；而现在仍然有一例老年患者外院腔镜后阴道残端复发做了放疗，局部病灶没有了、肝转移病灶却无法有效控制的患者很是头疼……这就让我越来越抵触子宫内膜癌的微创治疗。没有话语权的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对于子宫内膜癌真的有必要去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吗？！虽然开腹手术刀口大一些，但复发率低了、手术费也少了、不复发的话后续治疗费用也少啊，难道病人真的很需要把一个切口分成几个小切口而冒这么大的风险问题吗？腔镜微创手术是真的有利于患者吗？另外就是如何去规范和评估医生的腔镜技术，如何减少腔镜手术后的局部病灶的复发，这很重要。也请制定中国治疗方案的权威人士去慎重制定出中国特色的治疗方案吧

仑伐替尼（Lenvatinib）+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是复发二线内膜癌（pMMR）的标准方案，通常靶向+免疫比化疗副作用温和，这个组合能否向前推进到晚期、一线复发的内膜癌，取代化疗？一、研究背景近年来，基于抗PD-1单克隆抗体和化疗的联合治疗方案在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中取得了一些疗效。然而，关于一线治疗中是否能采用无化疗的新型治疗方案仍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ENGOT-en9/LEAP-001）是一个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的III期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联合使用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仑伐替尼（Lenvatinib）与抗PD-1单抗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与化疗（紫杉醇加卡铂）作为晚期或复发性子宫内膜癌一线治疗的效果。二、研究设计多中心、随机、开放标签、非劣效的III期临床试验非劣效设计：是指研究方案在疗效上非劣于对照方案，试验会设定一个边界，比对照方案疗效下降不低于边界，则认为非劣。非劣获益不体现在疗效方面，而是体现在副作用更少、耐受性更好、更容易使用、价格更低等其他方面。总结来说，疗效不差，其他方面更好，这样的方案当然就是合理的。三、统计方法假设: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假设仑伐替尼加帕博利珠单抗（len+pembro）在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期（OS）方面不劣于化疗（紫杉醇加卡铂），并期望len+pembro在这两个终点上能有潜在的改善。OS非劣效检验:本次分析关注pMMR总体生存期的非劣效性，零假设是化疗的生存率优于len+pembro，边界设定为HR=1.1。假设检验的显著性水平（alpha）为0.0159，单侧。样本量计算:研究的样本量计算基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人群。计划招募612名患者，这样可以确保在目标人群中达到预期的统计效力（80%）来检测len+pembro在PFS和OS上的非劣效性。样本量的确定考虑了事件发生率（PFS和OS事件），以便确保足够的统计效力进行中期和最终分析。样本量的假设:样本量计算的前提是PFS的中位数为化疗组的10.2个月，HR为0.91时可被检测到。为确保足够的统计能力（80%），计划招募612名患者，其中pMMR人群为主要分析群体。效力检验:为了在假设HR=1.1的情况下保证OS的非劣效性检验，样本量计算使得一侧显著性水平为0.0159，这样可以检测出化疗和len+pembro在OS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方法:分析人群:所有随机分配的患者均纳入意向性治疗（ITT）分析人群，用于评估主要终点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期（OS）。中期和最终分析:研究进行了两次中期分析和一次最终分析。最终分析的数据截止日期为2023年10月2日。统计模型: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HR及其95%置信区间（CI）。PFS和OS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估计，绘制生存曲线。次要终点: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和生活质量（QoL）。ORR按RECIST1.1评估，生活质量采用EORTCQLQ-C30评估，并使用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处理。四、主要结果入组情况:共入组842名患者，随机分配至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组（420人）和化疗组（422人）。主要终点结果:在pMMR患者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PFS为9.6个月，化疗组为10.2个月（HR=0.99，95%CI：0.79-1.25）。在全人群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PFS为12.5个月，化疗组为10.2个月（HR=0.91，95%CI：0.72-1.15）。pMMR患者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OS为30.9个月，化疗组为29.4个月（HR=1.02，95%CI：0.83-1.26）。在全人群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组的中位OS为37.7个月，化疗组为32.1个月（HR=0.93，95%CI：0.73-1.19）。亚组分析:在dMMR患者和接受过新辅助、辅助化疗的患者中，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显示出更好的PFS和OS结果。五、主要结论仑伐替尼+帕博利珠单抗在pMMR晚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未能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标准，不能证实非劣于化疗。然而，dMMR患者和某些亚组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表明其可能适用于特定的患者群体。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更好地识别可能从该联合治疗中获益的患者群体，并探索如何在pMMR患者中提高疗效。六、点评如果能用靶向+免疫替代化疗，预期可以获得更低的毒性，提高生活质量，但前提是抗肿瘤治疗的效果不会更差。这是LEAP-001试验的假设和目的。然而，结果显示无论是pMMR还是全人群，均未达到非劣的终点。所以目前化疗仍然是标准方案，靶向+免疫不能代替化疗。虽然亚组分析显示dMMR人群、先前使用过新辅助或辅助化疗的人群，靶向+免疫比化疗更优，但在主要终点阴性的前提下，这些结果只能作为未来探索的方向，不能作为临床实践。张翔医生团队将持续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尽可能的为大家提供帮助，帮您解决相应问题，感谢各位患友的关注！

PORTEC系列研究的是内膜癌术后的辅助治疗，PORTEC1/2针对的是中危组患者，PORTEC3则针对高危组患者：I期内膜样腺癌，≥50%肌层受侵且G3、II-III期内膜样腺癌、I-III期浆液性癌或透明细胞癌。在PORTEC3之前，一项II期临床试验（RTOG9708）发现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的模式治疗高危组，4年OS和DFS分别达到85%、81%，III期患者达到77%、72%，比之前的数据要好。PORTEC3假设放疗是高危组标准治疗，要回答的问题是：同步放化疗+辅助化疗是否能改善生存。本文是PORTEC3首次发布最终结果，但是由于生存高于预期，此时并没有达到试验设计的事件数（仅达到69%）。一、研究背景子宫内膜癌多数患者预后较好，但高危特征的患者存在复发风险。先前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化疗可以延迟远处转移，放疗可以延迟盆腔复发，但对生存率没有显著影响。因此，PORTEC-3试验的目的是比较辅助化放疗与单独放疗在高危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的疗效。二、研究设计PORTEC-3是一项国际、多中心、开放标签的随机化III期临床试验，涉及来自6个妇科癌症协作组的103个中心。三、统计方法假设化放疗能使5年总生存率从65%提高到75%，在5%的双侧显著性水平（α=0.05）下，统计效能（power）为80%，需要观察到至少198个事件。最终确定需要招募至少670名患者，以确保能够对两个主要终点进行有效分析，并保证检测到显著性差异的可能性。使用对数秩检验和Cox回归模型来分析总生存率和无失败生存率。统计分析基于意向治疗人群（ITT），并调整了分层因素（如参与中心、淋巴结清扫、癌症分期和组织学类型）。中期分析采用Bonferroni校正，以确保双终点分析中的整体显著性水平。对于无失败生存率和复发的分析，采用了竞争风险模型，以考虑其他类型事件的影响，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四、主要结果1、入组情况从2006年11月到2013年12月，共招募686名患者，最终纳入分析的为660名患者，其中330人被分配至化放疗组，330人分配至单独放疗组。两组患者的基线特征平衡，中位年龄为62岁（IQR56.2–68.0），其中接受淋巴结清扫或采样的患者占58%。2、主要终点结果在中位随访60.2个月（IQR48.1–73.1）后，化放疗组的5年总生存率为81.8%（95%CI77.5–86.2），放疗组为76.7%（95%CI72.1–81.6），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HR0.76，95%CI0.54–1.06；p=0.11）。5年无失败生存率方面，化放疗组为75.5%（95%CI70.3–79.9），显著高于放疗组的68.6%（95%CI63.1–73.4；HR0.71，95%CI0.53–0.95；p=0.022）。3、重要次要终点结果两组的5年盆腔复发率分别为化放疗组的4.9%（95%CI3.0–7.9）和放疗组的9.2%（95%CI6.5–12.9），化放疗组显著低于放疗组（p=0.026）。远处转移方面，化放疗组为23.1%（95%CI18.8–28.3），而放疗组为29.7%（95%CI24.9–35.1），但差异无统计学显著性（p=0.077）。4、亚组分析在亚组分析中，III期患者的总生存率和无失败生存率显著低于I-II期患者。III期患者中，化放疗组的5年总生存率为78.7%（95%CI72.2–85.7），放疗组为69.8%（95%CI62.4–78.1）（HR0.71，95%CI0.45–1.11；p=0.13；调整后p=0.074）。III期患者的5年无失败生存率为化放疗组69.3%（95%CI61.1–76.2），放疗组为58.0%（95%CI49.3–65.7）（HR0.66，95%CI0.45–0.97；p=0.031；调整后p=0.014）。而I-II期患者的无失败生存率差异不显著。此外，在浆液性肿瘤亚组中，化放疗组的5年无失败生存率为64.0%（95%CI56.6–70.4），而放疗组为48.0%（95%CI34.0–61.0），HR为0.63（95%CI0.36–1.12），p=0.11。虽然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化放疗组显示出更高的无失败生存率。5、不良事件治疗期间，化放疗组有198名（60%）患者发生3级或更严重的不良事件，而放疗组仅为41名（12%）（p<0.0001）。化放疗组在治疗后的神经病变（2级或以上）也显著高于放疗组（3年时为20人（8%）对比1人（1%），p<0.0001）。五、主要结论对于高危子宫内膜癌，辅助化放疗在5年无失败生存率方面优于单独放疗，但没有显著提高总生存率。高危患者应根据个体风险与获益进行治疗选择，需要长期随访评估生存状况。张翔医生团队将持续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尽可能的为大家提供帮助，帮您解决相应问题，感谢各位患友的关注！

1.不规则的阴道出血 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主要症状为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月经量增多；月经淋漓不尽；阴道不规则出血；绝经后出血。2.阴道异常排液  多为血性液体或浆液性分泌物，合并感染时则会排出脓血样的液体并伴有恶臭。3.疼痛 多为下腹部隐痛不适，因宫腔积脓或积液引起。晚期患者癌细胞浸润周围组织或压迫神经可引起下腹部及腰骶部的疼痛。4.其他   晚期患者会出现贫血，消瘦，恶病质等全身衰竭表现。异常症状早就诊、早发现、早治疗。